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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山西省出台一项鼓励官员和公职人员下海的政策：管你赚不赚到钱，3年内，下海者基本工资照发；3年期满没赚到钱，还回原单位上班(见8月5日《中国青年报》)。以上两条，一条保障“下海”者基本生计，另一条为下海者留了后路，形如“安全带”和“救生圈”。
对山西此举，许多人撰文抨击。其实，不少地方推行此种优惠政策要早于山西好些年。对这种优惠政策，舆论从来就是批评质疑声一片。这回对山西的批评如此集中，我看主因在于它与中央清理官商的政策“对着干”。
尽管舆论如此一致，可有3个关键环节似乎被再次忽略：出台这类优惠政策的地方，财政往往入不敷出，尤其是县以下；财政困难，要财政供养的人反倒多于财政宽裕的地方；优惠政策其本意是减人从而减负，又不便直接说出口，所以先披上件“美丽的外衣”。譬如，山西将减人减负的政策用意“包装”在加快该省非公经济发展的决定里。
机构改革的事，地方说了不算，但经济发展的差距导致了各地财政的富与贫。同样是庙多和尚多，各地的承受力就很不同。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限的现状下，贫困地区要养那么些超编和尚，实在不堪重负。但问题是，拆庙减和尚———来硬的，地方没那个权限，也冒不起风险。惟一可供减负操作的空间，就是鼓励一部分和尚自愿“下海”。
试图用“安全带”和“救生圈”来“引诱”和尚走出庙门，当家的未必不知此乃下策，也不可能不知，只要此政策一披露，必遭舆论抨击。对多余的和尚们而言，他们又有谁敢保证政策不会中途生变？所以，甭管优惠政策如何吸引人，应者总是极个别。这些年里，人们又何曾见到通过此类优惠政策真正达到减人减负目的的典型事例或成功的地区？所以，我认为，这类优惠政策的作秀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最近25年间，人的去路始终困扰和消弭着前5轮机构改革的成效。目前，可供操作的减人手段恐怕还是“赎买政策”。国企员工买断工龄本质就是“赎买”，事业单位减人事实上也已普遍采用“赎买”(无非没让媒体渲染)，为何就不可将“赎买政策”应用于“拆庙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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