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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
8月6日《长沙晚报》刊发一条题为《“红色官窑”又掀盖头》的消息：由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广东文化学会等单位制作的“红色瓷典”将向民间发行。新闻主体部分说，“醴陵是我国三大瓷都之一，有‘红色官窑’之称”云。配文图片是“醴陵在1974年为毛主席在长沙过82岁生日而特制的”一只釉下五彩红月季碗。
“红色官窑”之称，到底是谁“称”出来的？恐怕不是平民百姓。在改革开放之前，曾为毛泽东制作餐具什么的，概属“国家最高机密”，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时过境迁，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醴陵有生产厂家便开始在他老人家身上打主意：开始，隆重推出“毛瓷”，后来又叫“主席瓷”，而今则亮出了“红色官窑”的金字招牌。
据我分析，当年推出“毛瓷”和“主席瓷”，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得到毛的家属认可，同时也可能与商标法有关规定相悖，所以厂家这两年也就没有再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了。
然而，“红色官窑”就可以大张旗鼓了？我看不见得。
首先，“红色官窑”这一概念经不起推敲。如果仅仅因为毛泽东特制过祝寿饭碗，或者后来为人民大会堂提供过餐具，就自命“官窑”，恐怕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此外，“官窑”含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意思。而据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再者，“官窑”，带有封建专制文化的色彩，就算冠以“红色”二字，也难以抹去投射在公众心灵上的认知阴影，甚至难以避免间接为官本位观念张目之嫌。
其次，“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毫无关系。几十年前，醴陵为毛泽东做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饭碗，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这里运用釉下五彩技术生产的瓷器，仍然像报道所说的一样“堪称中国一绝”。倘若而今产品质量更胜当年一筹，那么，研究所也好，制作厂家也罢，应该充分相信消费者的鉴赏能力，大可不必拿伟人用瓷作铺垫。因此，将“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扯到一起，无论怎么解释，都有商业炒作的味道。
再次，“红色官窑”之说与市场法则相抵触。尽管相关单位没说自己是全国惟一的“官窑”，但这一“命名”隐含的核心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依我之见，以“官窑”示人，实际上给了消费者某种心理暗示，势必抬高了同类产品的入市门槛。这，是不是涉嫌不正当竞争？不管这一“策划”是出自生产厂家之手，还是媒体记者别出心裁的杜撰，它所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传播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
醴陵瓷器品质优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我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革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生活需求。“红色官窑”或其他什么名目的窑，其实在成熟的消费者眼里，统统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心思。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有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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