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务员下海上保险

　　程凯

　　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事情总会是有它的道理的，哪怕它总是遭人骂。这不，在去年湖南等地鼓励公务员带薪到民企工作掀起一阵波澜以后，今年这种事又冒出来了。

　　上周，山西也出台了规定，鼓励公务员离职带薪到民企就业。这回还是有人在议论 纷纷，但是比起去年那阵子的舆论攻势，今年大家似乎也都“见怪不怪了”，反映平淡了很多。这个时候我再谈谈自己的观点，也倒省了“骂声一片”。

　　“存在即是合理”这句话可以有两个层次来理解：一层是存在的事情必然是有因才结果，实证经济学分析人的行为基本就是按照这层意思来进行的，即重要的是经济解释，解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存在即是合理”的另一层理解，是存在的事情就应该是正确的，讨论一种行为的正确性与否，是否合乎某种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一般的社会学家的工作。由于不区分这两层意思，一般人都会对于“存在即是合理”这句话产生巨大的分歧，而在看待一件事物的时候不区分这两层意思，也常常会让辩论变得混乱。

　　我想要从第一种意义上来分析“允许公务员带薪下海”的现象，但是可以先看一下第二种层次的分析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从道德层面上讲，这件事情的确让人生气，为什么便宜都让公务员占了。有一种很有力的质问就是“既去职、何来薪”，这听起来没有错，但是“既去职、又有薪”的现象就算是不合常理，却非就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面对“对公务员宠爱，与官本位、铁饭碗一脉相承”这样的指责，我们应该好好听一下地方决策者们是

　　如何想出这样一个招数的，他们针对的又是什么问题？

　　山西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鼓励社会优秀人才进入非公有制企业。表面上借口“发展非公经济”，实际上有的新闻报道中还是让地方官员说出了真相，“地方上的公务员队伍太过臃肿，人浮于事者多，财政实在难以负担。”

　　我想对于山西省政府而言，这一点才是他们要考虑的第一要素，第二位的才是让更多的人才进入民营企业。如果非常规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让几个地方上先尝试。

　　事情从表面上看不合情理，一方面还是公务员享受铁饭碗和官僚的待遇，另一方面还能在民营企业挣着大钱。但是，这真有那么不合理吗？我看对这样事情看不顺眼的人肯定不是民营企业求贤若渴的人，也不是有心没胆、还站在“商海”边上的公务员。请想清楚一件事，民营企业的就那么好挣吗？如果好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学生要考公务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一心就想当官。

　　“商海有风险，下海请小心”，尤其是在对待风险的态度上，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山西人与上海人不同，上海人还和上海人不同呢。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对待买不买保险选择就不同。人都是理性的动物，你不要简单地接受了市场经济好，就要所有人就下海，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保险市场还不健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下海没有保险买，他下不下海的选择就会谨慎的多，哪怕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人，他也不一定有决心往下跳。

　　回忆一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刚刚出现“下海”一词的时候，有一种现象大家都还应该记得，家里夫妻两个人，在面对下海机会时，最佳策略是一个人下海，一个人留在单位里守着铁饭碗，在没有失业险的时候，这就是当时他们最佳的选择，留在单位的那个人就是在为这个家买保险。现在又如何呢？国有企业的铁饭碗是没有了，但是公务员的饭碗还够铁吧，现在年轻的夫妻想来也会选择一个当公务员，一个到外企吧？

　　分析了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我们再来看中国具体的选择环境。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企业家和政治家是一种社会分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特点选择从事何种“职业”。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当官总是比经商好，搞了那么多年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当然我不否认公务员队伍也应该建设得精良，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或者说是冒险精神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部分总是人才不足，严重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压抑了这个国家经济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国内的保险体系的确还不完备，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人也难免畏手畏脚，不敢到民营企业里闯一闯，更何况是自己创业呢？毕竟，自由的市场是鼓励竞争的，而竞争的结果又必然是优胜劣汰，谁敢在商海里永不言败呢？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级政府层次太多，公务人员也太多，一个人的事情几个人干，一个公务员，十几个农民养。当政府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它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简单的减少公职并非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有能力的人敢于下海，敢于离开公职。但是前面已经提到了，一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二是保险市场的不健全，三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这些都无疑阻碍着公务员的分流。

　　要解决一个问题，没有最优办法的时候只能选择次优的办法。让公务员带薪去职一段时间就是一种次优的办法。认真看看山西省的政策，带薪去职还有一个3年的期限，也就是说一个公务员面临一个3年的选择期，3年以后，要么继续干公务员，要么继续干企业。3年之后，这些“特殊”的人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那些指责这种做法的人，大可商榷3年的时间期限是长是短，但是千万不要“骂杀”了一个地方政府尝试改革的机会。现在普通人买商业保险也有分红的好事呢，只当是给下海公务员买了一份保险单好了。

　　用经济学家、社会政治学家哈耶克的观点，没有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完美制度，有的只能是用“试错”的方法证明在一个阶段行之有效的渐进式改革。如果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一种允许人们自由尝试的制度。文人学者们，可不要逞一时之口快。把新事物都标上道德标签，因而扼杀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加坡：公务员和创业者的天平”的文章，说新加坡的李光耀正在想办法让优秀人才到企业去。新加坡曾经声称，其经济成功是基于高素质的公务员，他们鼓励每一代中最好、最聪明的人都加入公务员系统。而现在，李先生害怕他亲手扶持的传统已经销蚀了新加坡冒险的欲望。

　　李光耀认为，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时，要维持这一城市国家的地位，必须采取深刻的变革。在不能把人才、动力和活力过多集中在了公共领域。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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