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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浮出水平，33项指标将使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有个全面量化标准。那么，原来的政绩观问题在哪儿？如何改变这种政绩观？
★文/苏振娥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可喜的。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不会有快速的发展，也就不会有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然而，经济过热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危险性，主要原因是这种经济的过快增长是靠基本建设投资的拉动。
微观经济学有一个投入产出比，但如果花较少的投资得到了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甚至能直接得到政府的巨额奖励，它的投资行为就会被扭曲；对地方经济决策而言，必须充分考虑投资所带来的长远效益，考虑本地财政实实在在的增长，考虑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危及其长远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但当前存在的可怕的政绩观，奇特地支撑着经济过热。如果说经济增长不能形成生产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一处处投资上十亿元的“豆腐渣”工程，则只能叫“有志之士悲从中来”，其结果是经济过热必然造成资金的浪费。
有外国人士已经做过比较，中国拿出国内总产值40%引进投资，达到了9%的经济增长率，而印度达到这个增长率，其投资量只有中国的一半。美国达到4%的经济增长率，其投资只占国内总产值的10%。在2003年，中国经济占到了全球经济的4%，可耗费的水泥占全球产量的40%；而且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钢铁消费量比整个欧洲多出6000万吨。由此看来，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其背后是资源的消耗。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却要付出那么多的资源？这一切都是一味地追求政绩所致。因为追求政绩，难免会使中国经济这列飞奔的火车冲出轨道，也因如此，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这是从政治上配合经济适度调整的一着妙棋。
应该说，治理经济比治理观念容易。经济上的某种不正常现象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得到暂时纠正。但观念尤其是盲目追求政绩的观念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决策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与国际接轨。
首先是决策观念的调整。官员们的功利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要形象，要政绩，要社会承认，要上司提拔。虽然我们党各个时期都提出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最后，往往是在这些重要方面缺乏量化指标和可操作性，最后还是凭上司的印象，凭简单的几个经济指标做出评价，升迁也由此而定。这样的评价结果和机制，使地方决策者们一旦抓住机遇，便要“大干快上”，但平稳与否，长久与否，人民得到实惠与否，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决策观念的调整，必须尊重科学发展规律，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科学的要求，也是党的宗旨的要求。
其次是评价机制上的调整。以前的评价体系简单得只有四个字—发展稳定，具体说，就是GDP总量及其增长，人口与计划生育率指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无重大问题。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对地方官员如此简单考核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数量与质量评价，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评价，新闻舆论与民意测验的评价。这些考核体系比现行考核指标要复杂得多。譬如，财政收入的增长要看可用财力的增长，税收的增长要看纳税人的结构是否有长期增长潜力，投资要看生产能力的闲置与使用率、资源的消耗与产业和产品的结构、环境指标与生态指标等等。
有了这些科学的考核指标，那么，规范领导干部行为使其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也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因盲目投资而造成的经济过热，于党于国于民，不失为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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