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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今源先生，又名富芳，祖籍山东陵县冯老庄，回回名易卜拉欣(Ibrahim)，194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5岁时，进入设于王府井(资讯 行情 论坛)大街丁字街清真寺内的北京私立穆安小学学习。受家庭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自幼对自己的民族和伊斯兰教有着深厚的感情。1961年，年仅l7岁的他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今民族语言文学系)学习维吾尔语。在校期间，他学习成绩优秀，热爱学习，却又不囿于书本与课堂，从体育运动到舞台表演，无不涉猎，较早地显露了过人的活力与才华。当时作为校曲艺团团长的他酷爱
曲艺、诗歌、散文，他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够从事文学研究的事业。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正当他欲循理想的道路迈进时，十年浩劫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先后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杭州钢铁厂下放劳动，后辗转回京，先后在北京市石景山教育局、石景山师范学校等单位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返中国社科院，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工作。与社科院的不少同龄人一样，从大学毕业到从事专业研究，其间十几年的青春年华流失掉了。这时正逢宗教学研究刚刚起步的阶段，冯先生既不是学外语的出身，又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史与宗教史，他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才能胜任自己所要承担的角色。当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提出的科研方针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材”。冯先先遵照这一指导方针，从搜集资料、积累卡片入手，与同事一起开始整理与编写上下两册100多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其内容包括寺院古迹、人物典故、教派门宦和文化教育、经著学说、各地概况、史略概述等。这是一项细致又艰苦的工程。为了寻找资料，冯先生与同事一起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并在此基础上亲自整理刻印了《北京有关单位伊斯兰教中文藏书》、《北京有关单位伊斯兰教中文期刊》两个油印本；再一篇一篇把有用的资料抄回来，回到自己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小炕桌上摊开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校对复核、誊写刻印。不论严冬酷暑，常常一干就是几个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选编》问世了。《光明日报》、《民族团结》、《海交史研究》、《甘肃民族研究》等报刊都予以高度评价。专家们纷纷指出，这部书是我国目前最完整的一部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资料集，它的出版，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功德无量。前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孔繁曾说:“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冯今源等同志)，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1993年，这套凝聚着几代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心血的《参考资料选编》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然而，谁知就在《选编》完成以后，负责全书统编、整理、校录及阿文书写的冯今源先生却因劳累过度于1985年秋、1986年春两次住进了医院。住进医院的冯今源先生既未因过度劳累而意志稍减，也未因成功的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将住院治疗这短暂的休息时间作为重新积蓄力量的契机，又开始构思《中国的伊斯兰教》这部个人专著的写作了。
在国家建设进入“八.五”规划期间，我国宗教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谓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回族中年学者冯今源不让其后，以自己高数量高质量的作品脱颖而出。冯先生相继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宗教词典》的撰稿工作，校订整理了前辈学者著作《中国回教史鉴》，写出了《伊斯兰教历史百问》、《伊斯兰教文化百问》、《古兰经百问》、《中国的伊斯兰教》等十多部著作，并有数十篇有关伊斯兰教哲学、人物、建筑、医学、武术、文学等方面的论文。许多论述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园地的空白，而且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其中《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荣获国家出版署与国家民委联合颁发的我国首届优秀民族图书提名奖，5次再版重印，还被外文出版社译为阿拉伯文，介绍到伊斯兰世界，受到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领馆负责同志及阿拉伯、伊朗学者的瞩目和好评。《中国的伊斯兰教》虽然篇幅不大，只有14万字，但它却有较深刻的内涵，其作品的主要成绩在于:第一，突破了前人纵向描述性写史的传统思路，从5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伊斯兰教的风格与特色；第二，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将新疆伊斯兰教纳入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范畴；第三，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新的学术成果进行新的论证，对伊斯兰教入华时间、路线、方式、在华的社会地位、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第四，对于清真寺名称、职能和建筑风格进行了别开生面和“很有创建”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第五，对于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科技史、学术史和文化艺术史上的贡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第六，突破前人叙述中国伊斯兰教派重异轻同的传统思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高度概括了中国伊斯兰教派的五个主要特点:1.中国伊斯兰教派是流不是源。2.中国伊斯兰教派分化的历史不长。3.中国伊斯兰教的理论分歧不大。4.中国逊尼派中有什叶派影响。5.各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四点认识，指出“中国早期的穆斯林，不计较教派间的分歧，取长补短，渐趋一致的团结精神，是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希望大家“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这种承认异而强调同的论证方法，在中国伊斯兰教派研究史上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著名回族学者杨怀中和余振贵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本书的篇幅不长，但广泛吸收了近十年来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新成就，并按照作者的独到见解做了新颖、有序的论述，其中不少内容，如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社会科学史上的贡献，及穆斯林书画艺术、工艺美术及清真烹饪，是和中国穆斯林实际生活联系密切，而过去又是常被忽略的，作者在书中作了挖掘，使人读来耳目一新，对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产生了深切而形象的认识。”
十几年来，冯先生始终以把握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伊斯兰教》等著作是这样，《从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看儒家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渗透》、《〈来复铭〉析》、《从回族清真寺汉文匾联看中国伊斯兰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伊斯兰教》等十几篇论文也无一不是这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论证一个共同的事实:中国的伊斯兰教确有中国的风格和特色。冯先生认为“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在漫长的一千多年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有别于汉文化，又有别于其他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一方面，“中国穆斯林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坚持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恪守伊斯兰教的天命五功，遵照教义视善行为自己的天然义务”；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说汉语，习汉字，吸收了大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他们将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创造性地发展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冯先生的观点平实、客观和准确，令人信服；不仅如此，它还为著名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冯先生多次说过，首先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他所热爱的母亲民族——回族里的-员。他由衷地期盼自己的母亲民族及其他9个穆斯林民族兴旺发达，与时代并进。
1991年初，冯先生调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研究室副主任。新的岗位，新的要求，使冯先生陷入了沉思:当代研究室主要研究的是全国的宗教现状，这不仅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更需要很强的政策敏感性及其素养；非但如此，每每研究成果只能以“内部报告”的形式结项，既无名又无利，被某些同行们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冒险工作”。然而，冯先生没有退却，他服从大局的需要。从此，他的身影穿梭活跃在伊斯兰教研究与当代宗教研究的两个“战场”，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活动。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与法规，学习五大宗教基本知识，并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与宗教界、宗教事务部门的同志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和请教，向所内外学者专家学习和请教，扎扎实实地丰富自己的学术功底。
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全面深刻地掌握了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现状的实际，在研究中就有了“准星”，就能对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把握症结所在，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前几年，有人不承认伊斯兰教入华以后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人片面强调宗教信仰，提倡为宗教信仰牺牲一切。针对这些观点和言论，冯先生马上撰写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伊斯兰教》等几篇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伊斯兰教确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这一不争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宗教信仰是核心，功修是手段，善行是目的。穆圣说过，他的使命是完善人类道德。所以，信教者的目的，绝不能为信仰而信仰，而应不断完善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完善人生，追求真善美。过于强调信仰，依宗教信仰划分善恶是非敌友，将宗教置于国家、人民利益和法纪之上，容易混淆敌友，令亲痛仇快，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冯先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宗教”，是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等观点的具体落实。他针对实际工作的状况，提出要特别注意克服传统的教条主义偏见和“左”的思想，不能以政代教，“不能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发展宗教。”他坚信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容怀疑、动摇，更不应借口“情况特殊”而阳奉阴违，另立与之相违背的“土政策”。一定要吃透中央有关宗教政策的精神，并把它当作指导我国宗教工作的最高原则和依据来恪守。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论什么人，都无权篡改党的政策，败坏党的声誉。前几年，边疆某县政府办公室下达一个地方法规性质的文件，竟然公开违反国家宪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禁止职工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并提出对信教职工的种种“处理办法”，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冯先生核实情况后，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及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立即赶写“要报”，通过正常渠道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对这种错误作法的实质、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提出了纠偏改正措施与建议。有关团体、部门及政协委员也不约而同地通过各自的正常渠道向中央领导反映此事。中央及地方党委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文件的执行。冯先生这一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当地广大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承认与尊重，其宗教生活在宪法和党的宗教政策的保护下基本上得以恢复正常；2.作为具有普遍性原则意义的中央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普适性和完整性没有遭到破坏，其权威性也未受到磨损。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符合时代内容的思想体系的支持，而任何思想体系之内核都是价值——道德伦理的建构。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系统都要向社会产出产物，就是说，它不仅合理地存在着，也应合理地给予着，因为它处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它有理由有义务参与社会的统摄取向(统摄人心和精神支特)的建设，宗教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亦莫能外。就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以前也多有学者论及，但总的来讲还不够系统，尚缺乏理论深度。针对这种情况，受院、所领导的委托，冯先生撰文《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这个具有时代性的课题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文章获得极好的社会效益。在全国社科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上，冯先生的文章受到与会专家学者及领导同志的一致好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研究动态》、《宗教》、《金陵神学志》、《福建论坛》等刊竞相转载，《中国穆斯林》杂志也以“一篇相当好的文章”为题进行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在1996年10月21日写下了很长的一段批语:“我看了冯今源同志的文章、觉得相当好。几年前，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同志在政协报告当前青年人思想作风问题时，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坐到我身边来，和我说：‘看来，宗教可以而且应当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请你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宗教是能够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冯今源先生以自己的文章表明，他与备受尊敬的老一代学者赵朴初、钱学森等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我们说冯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并不主要指他的才华，更不会把这种才华奇异化；他之所以优秀，除了他的刻苦精神之外，主要指由党和国家培养起来的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这种良知与责任感表现在他对理论工作的执著和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身体力行。他认为理论工作不能或缺，其作用为明确实际工作导向并避免或减少无谓的消耗和浪费。对不良的现象固然要进行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对好的现象要大力褒扬、鼓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使好的典型不仅具有示范意义，而且让它有示范效应。这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甘肃甘南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先进事迹引起了冯先生的注意。教长敏生光哈吉及其教亲曾受不白之冤十余年，平反以后，他们不计前嫌，坚持爱国爱教，指导西道堂穆斯林群众走致富之路，为当地回汉、回藏人民团结和两个文明建设及稳定甘南一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冯先生及时与他们联系，积极参加了我国学者群体与教众群体大跨度的友好互访。随后，冯先生写了《访西道堂引起的几点思考》、《立教化民 两世吉庆——西道堂人的追求》等文章，热情讴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这个宗教界的新典型。
冯先生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是新时期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落实。其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前提；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保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要放在团结全国信教群众共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务上来。因此，就必须在“积极引导”上下功夫。针对当前存在的某些“不敢引导、不愿引导、不会引导”的现象，他在《1996年宗教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的报告中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少不了外因条件和内因依据。所谓外因条件可列出许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政府对宗教的积极、正确的引导，政府积极创造的适合宗教正常发展变化的良好外部环境。”他认为，“宗教内部蕴藏的变革力量，是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内因。无此内因，外部力量再大也无济于事”。他还认为，宗教工作决策的科学化取决于理论的成熟性。因此，“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宗教内部的自觉适应外，学术理论界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当前之所以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多有分歧，处理时有不当，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宗教理论研究工作滞后”。因此，他认为一是要加强科研队伍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二是加强职能队伍的理论化建设，要把这两支队伍的建设摆在战略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对宗教理论的研究。冯先生上述种种观点是富有建设性的，他正在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我国当代宗教形势的正常发展与逐步好转默默地做着有益的贡献。
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曾受“左”的思想影响较大，因为观点相悖，进而也干扰了与宗教界的正常关系。在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诸多同志通过反思，端正了认识，开始实事求是、科学地来看待宗教，“宗教界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提法成为宗教理论工作者队伍的方针之一。冯先生接手当代室的工作以后，又把这项工作往前推进了一步。他通过许多机会与渠道加强与宗教界领袖和教职人员的联系。他非常敬重赵朴初、丁光训、宗怀德、傅铁山、安士伟、傅元天、陈广元、张继禹、贡唐仓、嘉木样、乌兰、王良佐等宗教界的领袖、大德。他常说，这些宗教界的领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最坚韧的纽带、最坚实的桥梁。他们有高尚的品德情操，有崇高的威望，有渊博的学识，更有爱国爱教爱民的赤子之心。与他们交往，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更是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冯先生也受到各种宗教大德的加爱，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忘年之交。安士伟大阿訇多次给冯先生的著作写序，对其作品及其本人鼓励有加，并亲书阿文墨宝赠之，期望他为我国伊斯兰教研究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十分感谢冯今源先生对他们所做的服务工作，临分手前特意派其秘书给冯先生敬献哈达和纪念章。陈广元、于广增、铁国玺等阿訇，更与冯先生感情笃深，并有很好的合作。敏生光教长读了《古兰经百问》后，掩饰不住喜悦之情，立即致信冯今源先生，代表西道堂教亲向作者祝贺，感谢他们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并告诉他，西道堂人以有他这样的穆民兄弟而自豪。在中国伊协、中国佛协、金陵神学院、中国道协、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其他各级宗教团体中，都有冯先生的好朋友，与他关系融洽，无话不谈。赵朴初先生为他那篇关于宗教道德的文章所写“批语”，首句即赞其“相当好”，表明这位德高望重的宗教界老前辈对回族中年学者冯今源先生研究成果的高度评价和全面肯定。
自古人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冯先生恰恰相反。他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遍交天下学术界的英雄好汉、圣贤大德为友。的确，从事学术研究近20年，他结交的学术界朋友难以计数，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信教的有不信教的，有回族有汉族也有其他兄弟民族，有大陆的、港台的、海外的，甚至在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也主动找上门来对冯先生执弟子礼。老一代知名学者杨兆钧、王孟扬、宛耀宾、马通、罗万寿、马汝珩、刘东声、刘盛林、买合苏提、余敦康、马肇曾、马富春、牟钟鉴、马忠杰、黄秋润、李佩伦、张志诚……诸公，都对“今源小友”格外推重、关爱备至；当今活跃于学坛上的中青年骨干，如喇秉德、米寿江、高占福、马平、冯福宽、郎樱、任延黎、周燮藩、高师宁、王俊荣、何光沪、卢国龙、陈达生、郭成美、罗伟虹……等，也都是冯今源的“铁哥们儿”，情同手足。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说，从事学术研究十几年来有些进步和成绩，那么，这些进步与成绩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单位领导和组织的帮助，更应归功于全国各地学术界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他特别推崇罗竹风、肖志恬等前辈学者，称他们是“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奠基人”。他极其怀念已经过世的老一辈回族学者，决心继承他们的遗志，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新贡献。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前人有前人的贡献。我们应该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来自学术界、宗教界及其他各界朋友的友情。我曾想探究冯今源先生何以会有那样多各式各样、各种层次和年龄结构的朋友，他何以对他的所有朋友都“情有独钟”，都那样坦诚、热情?有一次，在他家桌上放着一张普通的信纸，纸上有他写的几首诗联，其中一首写道:“富莫富于有学问，贵莫贵于有信仰，贫莫贫于缺道德，贱莫贱于没志向，强莫强于有良友，勇莫勇于正己过，愚莫愚于不自知，蠢莫蠢于太狂妄。”这也许就是冯先生的人生观和做人准则罢?我的上述疑问由是释然而解。
随着工作成绩之积累的日见高长，冯先生声名鹊起。他在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国家民委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证书与奖章、中国社科院多次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同时，越来越成为社会多方面、多层次所注视的“焦点”。一阶段以来的采访、开会、约稿、讲课、访问应接不暇。同事们跟他开玩笑，说他是“镁光灯下的明星”，他却总是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一介书生、一个网结而已。他曾说:每一个人都是时空网络上的一个结，而越稳定的结，它所涉及的层面越多，就越能对整个系统的和谐发挥更大的作用。冯先生善以待人，百问不厌，正是这种“结”的精神的一种自觉体现，也是90年代的“螺丝钉精神”的再现。他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与国家职能部门如统战部、公安部、国务院宗教局和宗教界的教职人员与信众、大学生、社会各界的人士打交道。常有人不理解他如此充沛的精力从何而来，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的鼓动，热情的驱使，这精神与热情敢爱敢恨，坦荡无私。
旧的世纪就要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冯先生作为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脚下的路有多长。正如《离骚》所云:“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之所以这样殚精竭虑，奋争不止，应该说是他心中那一团自强不息的圣火始终在燃烧。1994年，他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穆斯林朝觐团秘书长赴麦加朝觐，成为一名哈吉。此后，他无论参加国际会议，会见外宾，或在祖国宝岛，始终以中国穆斯林的身份出现，并以这个身份骄傲和自豪。其实他本身就是多种现象的映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等，在他身上完全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因此，说他是一篇文章、一本书并不为过。
冯今源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理事等社会职务。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的伊斯兰教》(专著)、《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等，各种著述已近千万字。目前，他主持撰写的主要课题项目有:《中国宗教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北京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国社会蓝皮书.宗教形势分析与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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