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一、前言

　　海峡两岸的关系自交流初期的热络转为近一年来的沉闷紧张，表面上的原因是李登辉先生访美引起大陆方面的疑虑与不满，实际上所涉及的层面甚广，包括后冷战时代中美势力的对抗、大陆边疆地区分离主义的挑战、以及台湾社会文化主体性建构运动的崛起。本文拟专就中华文化认同在台湾社会的变化，讨论这个因素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

　　台湾社会的文化认同在两蒋时代基本上为不容置疑的中华民族意识至上论。解严之后，随着自主性政治社会力量的勃兴，渐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理论出现。目前依政坛上三党势力的分布，在民间亦有相应的三种文化认同。其一是新党所标榜的中华民族主义，内涵大体上为两蒋时代官方理论之继承。其二是国民党领导阶层所推销的新中原主义，强调立足台湾、心怀大陆，并自许为未来中华民族再兴之核心。其三是民进党所追求的台湾民族主义，希望在改写台湾史的叙事意义之后，能彻底建立一个与中华文化传统互不涵摄的台湾文化传统。此三种论述不仅影响了历次选举党派势力的消长，也对两岸关系的长期发展埋下不可知的变量。

　　大陆方面显然无法接受台湾背离中华文化的作法，但台湾民众日益形成自主意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华文化认同究竟能不能成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必要基础？文化认同的力量究竟会在海峡双方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

　　“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可以说是近四、五百年来西方政治共同体发展的一个典则。原本在中古时期，封建政治与庄园经济是欧洲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之后所带动的社会变迁与文明交流，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逐渐兴起。使用相同语言、经营类似群体生活的聚落开始合并成一个个自足的共同体。最后当新兴的中产阶级与握有军事实力的君主联合起来，消灭割据自雄的封建诸侯，近代民族国家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欧洲各地莫不竞相以早日完成政治版图的重整为要务。首先是英、法、西、葡等国陆续完成统一工作。后来德、奥、义等也继起效尤，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建国大业。西欧这种“民族国家”的典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进一步成为世界其它地区政治运动追求的目标。当列强势力逐一被驱出殖民地，新兴解放的地区就纷纷建立了更多的民族国家。二十世纪的世界地图，基本上是民族国家并立的地图。

　　但是诚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民族国家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是由单一民族所构成；民族国家的所谓民族，与其说是实存的客体，不如说是一群人共同的想象与企盼。譬如法兰西民族之中，事实上包含了生活习惯及语言发音迥然不同的族群。又如中华民族号称以五族(汉、满、蒙、回、藏)融合而成，其实汉族居于主宰地位，其它各族与汉族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并不相同。因此，民族国家的民族并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单一族群，而是某种文化想象的投射。通常这个文化想象是以共同体中最大族群的文化为基础，然后抽象至一定程度以笼统涵盖其它族群，从而获得普遍的代表性。

　　也许正因为民族国家的民族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文化想象，所以文化认同就成了民族国家确立其国家正当性的重要凭借。为了维持国家统一的形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前者在于标明国民效忠的对象，后者旨在培养爱国心的深层基础。唯有当公民相信全国同胞同出一源、承担共同的历史资产与命运，民族国家才能有生机地发展下去，因此文化认同对民族国家的存续，确实具有关键性的功能。

　　三、中华文化认同在海峡两岸的发展

　　“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文化认同，是中国得以长久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凭借。尽管秦灭汉兴、元去明来，居息于神州大陆之子民大体上皆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但是在 1949 年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成立新政权之后，这个文化认同在台湾海峡的两岸就有了不同的历史发展。

　　在大陆地区，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面亲俄之影响，超越民族主义格局的社会主义理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个情形在文化大革命的“破旧立新”声中达到高潮，但是其后世界主义的热情渐减，到了八○年代“中华民族主义”的灵魂又慢慢地复苏起来。九○年代中国国力日盛，西方列强不愿见其成为东亚霸权，中国人民愤慨之余，类似《中国可以说不》的极端民族主义席卷大陆，便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在台湾地区，中华文化认同的起伏历程却正好相反。播迁之初，国民党政权为标举反共旗帜，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对比中共对传统儒家文化之摧残。然而即使在两蒋时代，这种振兴民族文化的作法也只是口惠之举，因为事实上台湾社会由于依恃美援，早已对西方文明持开放、效法之态度。等到八○年代自由化及民主改革的成果累积至一定程度，台湾社会根本不再受限于中华文化认同的拘束，而蓬勃展开本土寻根的热潮。解严之后，研究台湾历史、文学及建构本土意识的政治运动连手出击，强烈挑战了国民党长期以来传播的中华民族主义。在一波波本土化的潮流中，固然不乏坚信“台湾为中国之一部份”之温和派，但主体性论述的中坚仍然要算是各式各样“台湾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华文化认同复兴趋势，台湾社会目前亦逐步展开台湾文化认同的建构。比较温和的作法是强调“台湾意识”的优先性，以“命运一体、风雨同舟”的精神凝聚“大家都是台湾人”的共识。比较激进的作法则是倡导“台湾民族主义”，以过去西方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经验为先例，试图形成一个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在前一途径中，台湾文化未必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政治上是否必须与大陆统一则暂时存而不论。在后一途径中，台湾文化大体上自外于中华文化，政治上以寻求独立建国为终极理想。传统中华文化在近几年来本土化的讨论中已经丧失其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其是否会因政治化的影响而完全边缘化，则无人可以断言。

　　四、文化民族主义能否成为两岸沟通的基础

　　民族主义一向是近代国家整合国内分裂势力以一致对外的基础。在海峡两岸分裂半世纪之后，许多人自然也想到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来谋求双方统一的可能性。但是，过去由于中国大陆一度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欠缺对话的基础。目前大陆民族主义日渐抬头，却又遭逢中华文化认同在海峡此岸日益动摇、台湾民族主义逐步崛起之局面，两种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之间如何进行沟通统合呢？

　　对于信奉中华民族主义的人而言，台湾文化主体性及台湾民族主义之说显得十分脆弱可笑，因为若非近代历史发展的恶意作弄，台湾在族群根源及文化认同上大体上应属于中华民族无疑。但是对于信奉台湾民族主义的人而言，台湾在信史上确实与中国大陆分多合少。尽管台湾先民系由唐山渡海而来，但整个族群的历史变迁与生活型态已与大陆截然不同。双方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差异在近百年中大幅拉开，如今已没有理由再坚持“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之信条。当大陆习惯以五千年文明的角度看待这个海外小岛，台湾已发展出一个四百年自主演变的史观。大陆民族主义所讲的民族是融合“汉、满、蒙、回、藏”等的中华民族，台湾民族主义的民族则是融合“本省、外省、客家、原住民”等四大族群的新台湾民族。这种主观认知上的严重差距使得统独双方根本无法接受对方民族主义的号召或解释，也使得文化认同在两岸的沟通交流上无法发挥积极性的作用。

　　事实上，这些差距不仅以一种文化认同歧异的方式表示出来，也进一步影响到海峡两岸对未来政治互动该如何规划的一些基本构想。根据晚近香港《九十年代》杂志所批露的消息，在 1990 年至 1992 年间，沈君山与江泽民曾就两岸未来发展有相当直接的讨论。会谈纪录显示出大陆坚持以“一国两制”、“中央对地方”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台湾则坚持“两个彼此尊重的政治实体”、“和平方式统一”的原则。沈君山个人深知台湾民众自主意愿高涨，最多只能接受类似中华邦联之结构性安排；江泽民则直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政府”乃惟一方案，邦联之说皆是空话云云。双方在政治结构上之不同期待，反映的正是文化认同与民族意识已渐行渐远的事实。

　　五、结语

　　本文指出，台湾民族意识的形成深刻影响了两岸互动的方式与可能结果。这个发展对于视“中华民族”为天经地义之人自然是一个不易接受的事实，但是这个发展既非国民党政府刻意培养出来、也非外国势力在背后鼓舞所致。它基本上是过去百年间台湾历史特殊演变的一个自然结果，任何诚心解决海峡两岸对立问题的政治人物，都有责任正视这个重要的因素。

　　台湾民族意识的崛起在目前固然有助长台独运动之趋势，但由于中华文化认同之力量在民间仍颇为深厚，很难断言台湾文化主体性之自觉必然导致否定或弃离中华文化认同。简单地讲，两者的关系既可能是同心圆、也可能是有部份交集的集合，但是说两者完全不相干，则不可能成立。就此而言，海峡双方在沟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共识，也是大有反省余地。诉诸中华民族主义以解决两岸分裂问题，并不能赢得台湾社会各族群之一致认可；诉诸台湾民族主义以贯彻独立主张，则同样漠视了许多坚持中华文化认同的人民之心声。或许双方都暂时把民族意识搁置一边，以实际经贸交流问题及法律保障来做为商谈的起点，还比较能开启良性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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