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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央政府坚持宏观调控的时候，学界却有着诸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比如，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罗奇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此的看法大相径庭，罗奇撰文指出，中国减速才刚刚开始，政府当局对调控措施的执行不能掉以轻心。而斯蒂格利茨则是反唇相讥，声称没有看到中国经济过热的征兆，中国的经济过热问题可能被夸大。
孰对孰错？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中国此次宏观调控的根本不仅仅是对于当前的经
济过热而为，更重要的则是对于各级政府对于投资“干政”的调控。日前，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恰恰能够说明这一点。该规定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根除数十年来政府干预的经济弊端。这也正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中，“政府越位”现象十分显著，政府手中有太多的经济资源，有太多干涉微观经济的权力。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过了若干个年头，但是，市场的作用到底发挥到何种程度完全不如预期，相反，各级政府的“有形之手”则是频频挥动，即使早已经划归条条管理的各个商业银行的资金去向也多多少少地在当地政府的掌握之中，更遑论那些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资金？征地、筑路、建厂，无一不会染指。经济疲软之时，政府投资大大刺激经济的稳定和活力，这种投资虽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一旦投资失去了控制，就会失去了本来经济上的意义，反而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浪费资源的“恶手”，各个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项目就均可作为“呈堂证供”。
造成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过高的根源就是，掌控投资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政绩，意味着个别官员的中饱私囊。因此，各地投资唯利益是图，唯政绩是图，而所谓的市场原则、效率原则，则远远被抛诸于脑后。其实，不管是哪一次经济过热，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宏观调控不仅仅可以在经济过热时“制冷”，同样，也可以在经济低迷时“制热”，宏观调控就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是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概会清楚记得中国商店里售货员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商店完全是公有制经济体制，货架上的商品也屈指可数。那时的售货员对于顾客，更多是“主人”心态，你要在商场买东西，要对他(她)说“麻烦你，同志”。可是，现在的商场、宾馆，有服务员向您鞠躬，“感谢光临”。许多人反思这种不同时代的两种表现，虽然了解这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效，但是还鲜有人能够透析其中的根本，造成服务态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是否垄断和竞争”。服务员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善一种服务，更为重要的影响是，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品品质的提高和品种的丰富，人民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也被称为是人民的公仆，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公仆的程度，主人姿态比比皆是。就地方投资的情况来说，家长作风更是暴露无遗，颐指气使，不讲科学，不顾效率。怎么办？目前的宏观调控固然可以抑制一时之热，但是却不能抑制一世之热。釜底抽薪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拿掉地方政府投资的决策权，才是调控应有之意。还民营企业的投资权，才是调控长远之本。
地方政府投资垄断权力的缺失，则不得不极尽服务之能；众多民营企业权力的获得，则不得不极尽竞争之事，以取得最大效率之投资。此理正如服务员垄断权力的丧失。因此，中国必须剥夺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其权力最小化，其“小政府”正所谓也。
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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