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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在1988年接受CBS访问时，已经将近80岁的彼得·德鲁克说，他为作为一个老年人的身份进入21世纪深感幸福，他说在他那个时代，一位工人儿子甘心继续成为蓝领，而农夫后人也毫无怨言地继续种地……但是现在，所有年轻人都被要求获得成功，他们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竞争，并且都深信一种平等哲学：每个人的资质都相差不多，只要你足够勤奋，
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层。
于是，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一位年轻而广受欢迎的英国流行哲学家不无嘲讽地说，在我们的时代，成为比尔·盖茨，就像在17世纪成为路易十六一样困难，但是大多数人却相信，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比尔·盖茨，至少我们和他一样，都穿牛仔裤，喜欢麦当劳。在最新的一本书《身份焦虑》中，不到35岁的波顿说，深刻的焦虑感已经攫住整个世界的心灵(至少是他理解的西方社会)。
阅读这位号称“英国才子”的通俗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同样是一种时髦。我的一位朋友劝告我，成为这种类型的作家更有前途——解释经典、貌似深刻、流行化的写作、宽阔的销路——它将迅速缓解我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焦虑感。
尽管它并不适合我，但却是个不错的主意。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通俗心理学的消费市场，在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精神寄托的社会，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都能唤起人们的普遍情绪。
随意地选择一个方向与路线，你信步走过北京时，你所看到的大多数表情一致：焦虑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片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们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城市精英到无职业者——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没人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倍感焦虑、迷惘的社会，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
好了，这篇文章绝非是为各种有关社会风气堕落的感慨增加新的注脚，而是试图探讨在未来20年中，我们将该如何承担整整两代人精神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德鲁克与波顿所说的世界普遍的焦虑感，是技术革命、民主化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心理结构，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像纽约与伦敦的年轻人一样，被信息焦虑、成功焦虑所俘虏。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挑战——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抬头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感觉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头时，我们又看到脚下的土地早已松动，我们不知道能够踩住什么。
一个不健康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对丑陋事物的无限宽容，庸俗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对贫困的漠视……
1982年从人民大学毕业的王安在第一天前往煤炭部上班时惊奇地发现，人们最关心的是油、鸡蛋、大米的分配，它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无关，人们一点也不像他读书时的偶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生活。于是，80年代的人们(至少是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之中。整整一代人试图从尼采、萨特或是鲁迅身上，重新找到关于人的价值的定义。他们曾经被欺骗了那么多年，如今他们试图寻找生命的真实意义。
在《身份焦虑》一书中，阿兰·德·波顿提出解决身份焦虑的5种方式，哲学、艺术、政治、宗教、波西米亚。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寻找更多元的价值标准来替代经济这一惟一的社会信念大厦的支撑物，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没人能精确地定义一个健康社会，但总被焦虑感所包围的社会无疑令人不悦。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有可能继续进行着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镀金时代的继续，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个成长中的巨人躺在弗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倾诉内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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