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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钊
对于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舆论的反应其实相当平静，这一点似乎出乎人们的预料。不过，从整个改革的进程来看，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们注意到，改革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群体，在方案出台之前，都试图通过各种渠道
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而一些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在改革方案中得到回应。比如说，大型企业集团被获准可以编制中长期投资规划，国务院只对规划进行审批，而对具体的项目只做备案。在这样的变化背后，也许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叫做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的组织，宝钢和中石化都是它的会员。这个促进会先后数次向有关方面报送对改革方案的意见，并且最终获得方案起草部门的注意，9家大型企业集团参加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从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看，他们提出的几点意见，在最终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型企业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投资自主权。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次改革方案的一大特点就是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尤其是落实民营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政府放弃了长期以来对投资项目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审批，而把目光专注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然而，即使对于这一点，在一些曾经长期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专家看来，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中国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改革的正式文本背后，都是无数对现有秩序或明或暗的突破的积累，所以，从某种层面来说，7月下旬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多年一系列体制量变的承认。尽管从当初来说，一个民营企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绕过审批制的种种樊篱所进行的种种尝试，都可能被打上违规操作的印记，而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无数不幸的失败者，也确有许多从此迈上新台阶的幸运儿。
这种改革历史的演进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们可能是改革最大的推动力量。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他们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这种力量的积累足以带来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们在改革方案中看到的那些内容，很多在现实层面已经得到了认可。惟一的区别是，文本意义上的肯定，将使那些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具有法律效力，得到制度意义上的追认。这也使得过去只有那些大胆的企业家才能完成的跳跃，成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成为被体制确认的规定动作的一部分。
所以，当有专家将投资体制在过去十多年的变化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时，面对政府管理企业投资理念的变化，我们不会感到太多的惊奇。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这种平静，而是对一次改革的过高期望。在谈论到改革方案时，一些乐观的声音认为，这个方案意味着审批制度的终结，也意味着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从此将退出投资领域。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过去十多年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如果说，在解决企业投资自主权问题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其实是改革最大的推动力，并且这种力量最终促成了企业权力的回归时，当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投资时，我们发现改革仍然面对诸多的难题。
这次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问题。对政府投资的责任约束，从本质上说，不单是投资体制的问题，甚至主要是政府体制的问题。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设计的改革方案，还难以摆脱部门的局限性。因而，有专家早就提出，这样的改革极有可能仅仅根据部门权限范围去改，这个权限范围，就是投资项目的计划审批。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
我们乐于看到，此次出台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对政府投资决策的追究制度。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对政府投资进行问责、谁来问责、问责谁？对政府投资进行问责是否有足够的体制支撑和内在动力？在政府内部，怎样建立有效的政府投资制衡机制？在改革进程中，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否则，很可能出现我们希望政府机构自我问责，而事实上无法问责的情况。尤其是，当我们在强调按照程序决策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投资决策程序往往都是合规合法的，至少经过解释可以让它合规合法。这种情况是否会成为问责的盲区？而从已经先后出台的政府投资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规来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总是各种利益诉求妥协的结果。革除政府投资体制弊端，可以看作是政府的自我革新，这其中也必然涉及到各种既得利益者。目前，相当多的政府部门都享有各自的投资审批权限，也掌握相当的政府投资资金，加上官员对政绩的追求，改革的内部阻力仍然强大。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次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所能完全承担的使命。因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在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演进过程，并且希望得到某种提示时，就必然要问一声：在这样的时候，谁来推动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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