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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苏宁
东莞缺工、佛山缺工、深圳缺工……东莞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目前佛山紧缺的一线生产工则超过10万人；福建沿海也缺工，即使是在作为珠三角劳动力主要分流区的长三角，也出现了外来工不堪工作条件差和夏日酷热，纷纷回家“歇夏”的现象。
按照劳动部门的调查，由于广州的产业结构不同于珠三角其他城市，“荒”的其实并不是低技术水平的普通外来工，而是技工。尽管如此，广州市劳动部门还是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毋庸置疑，这一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增强广州对外来劳动力的吸引力，对存在缺工现象的其他地区也很有借鉴意义。
“钱能通神”，但是否只要加了工资，就一定能够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外来工，特别是从业多年、技艺精湛的“熟手”？在对民工荒的解析中，农民的减负和外来工流出地就业机会的增加也被列为原因之一。尽管出现了这些新变化，外来工在家乡能够获取的报酬和其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报酬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宁可在家乡挣较少的钱，也不愿意到外地挣更多的钱？
赚钱的确是出来打工的首要目的。但使他们将外出打工视若畏途的因素，如工作时间超长、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欠薪等，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由此派生出来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也同样不容忽视。
在类似珠三角这样的外来工众多的地区，很多外来工在他乡生活工作多年，如果条件具备，“反认他乡作故乡”也并非没有可能。但不须避讳，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无法获得安全感———工资会欠、老板会跑，病了没假、伤了没赔……还有难以忍受的歧视和白眼。而这些，在家乡就不再是问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之说，安全是生存之外最优先的需求，因此，在过去因为贫困而使得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为了能赚多一点钱保障起码的生活，对外来工来说，心理和现实的安全感可能还只是奢侈品。但随着收入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如今的外来工，特别是新一代外来工，就必然要对安全感乃至认同感、归属感等更高层次的东西提出要求。近来备受关注的外来工业余文化生活、外来工性健康等问题也可以归入此列。
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实现，如果外来工的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还无法获得真正的保全，那么，我们或许能不断借用尚未脱贫、还在谋求温饱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却培养不出有更高追求，更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产业工人；或许能吸引技术含量低、适合低附加值行业的劳动力，却吸引不了高新技术发展急需的熟练技工。
最低工资要涨，外来工收入提高，很好，很好；但如果只简单地将劳动力视为一般的商品，纯粹依赖市场规律，而缺乏人文关怀的温馨，那就最终摆脱不了工具理性的窠臼，到头来损害的还是整个地区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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