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登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五十而知天命。作为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命运是举世关注的。

　　其实，在近将结束的这个千禧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曾经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实力，不仅是由于其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更得归功于它悠久的文明和曾经领先于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尽管从这个千禧年的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国力就相对衰落了，但也 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中国才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被美国取代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经历了夹杂着屈辱、迷茫、动乱、奋斗和激荡的整整一个世纪。风水流转，在进入下一个千禧年的时候，中国看来又在重新迈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了。

　　中国的衰落

　　当欧洲国家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年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事实常常令历史学家惊叹。然而，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封建皇朝，却窒息了社会发展，使许多原本诞生于东方的发明和技术最终在西方国家开花结果。到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了。

　　当中国这头雄狮熟睡的时候，欧洲正在酝酿和发生着工业革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睡狮才被西方扩张的洋枪洋炮给惊醒。不过，它却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多次被外国列强打败的中国，不但割地赔款，而且内乱不断。从太平天国到民国革命，从军阀混战到国共内战，中间还有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可以说，从满清政府摇摇欲坠时期一直到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内忧外患从没间断，稳定发展的机会几乎都昙花一现，仅有在沿海的一些开放的口岸城市及那里的外国租界，才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和发展。而整个国家则元气大伤，百姓贫穷不堪，人均收入下降。中国在世界国民收入总值中占的比重从十九世纪初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50年的百分之七。

　　三十年的折腾

　　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本来可以有一段难得的安定和平时期恢复创伤休养生息重新发展。确实，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总的也不算缓慢，年均增长约百分之六，扭转了过去停滞衰落的趋势，也重建了作为区域军事强国的国防实力。但是，相对于世界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发展，中国却又一次落后了。到了197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银行的124个会员国中，排在102位。在世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下跌到只占百分之五。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共搬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市场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二是因为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群众运动，不相信现代管理也不愿意对外交往，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准备打仗的假设上。再加上残酷的政治整肃斗争，连原本就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转，被“大跃进”、“文革”等人祸频频打断。

　　二十年的起飞奇迹

　　1978年底邓小平掌握了中共领导权，紧接着，中国就展开了取消农村人民公社、恢复农户自主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初，这场改革扩展到城市，并且和发展外贸、引进外资的对外开放政策相结合，把整个中国经济推上了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面体制改革。邓小平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被苏联式的模式架构框死，没有试图去恢复被毛泽东破坏了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让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自那时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以上，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六倍。历史上，只有台湾和韩国曾经达到过这样高的持续性的增长成绩。如果中国的三十个省份都算作经济体的话，那么，这二十年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头二十个经济体都会是中国的！到199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银行134个会员国中的排名已经上升到81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则达到65位。所以，在1998年世界银行就让中国从“低收入国家”组别中“毕业”了。目前中国在世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回升到百分之十二，经济实力按名义汇率算在世界经济中也可排名第七。

　　持续发展的保障

　　问题是，中国的高速发展能否持续下去？

　　回顾这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92-93年之前的第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基调是对地方下放 权利、对企业松绑放权和有限制的对外开放。尽管党内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一直争论不休，邓小平等领导人采取了务实的渐进策略，放手让基层自发地不断试验和创新，积少成多，把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僵硬体制逐层软化剥离，使市场运作的机制逐渐渗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把整个经济推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标志着经济改革转型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响应邓关于加快改革全面开放的号召，中共的新一代领袖在1993年正式确定改革目标模式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自此，一系列由中央策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启动了。

　　首先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合乎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体制和财政分级制度。同年，人民币实现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并轨，开始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时代。1995年制定公布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法律，开始建立以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蓝图的银行系统建设，导致了1996年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建立、1998年废除贷款限额制以及1999年央行大区分行体制的实现。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从1990年开办，九十年代初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经过八年时间，市值已经达到国内生产值的四分之一。今年七月实行

　　证券交易法，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股市进入新的一轮大发展。

　　八十年代末公布的企业破产法也在1998年加快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开始认真实施。国有企业第一次被推入“商海”自主沉浮。为了让国有企业摆脱职工福利负担，城镇住房的私有化自从1995年以来全面展开。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近年大幅改革，以适应打破铁饭碗的需要。今年春的人大会议修改宪法，则给予了私营个体企业久已盼望的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所有这些步骤都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把八十年代以来渐进式改革的成果化零为整、巩固完善，并体制化系统化，其对于经济运作的影响力将是持续深远的。因此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保障要比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完善得多。

　　困难与前景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困境。从1995年开始形成的总体供给过剩、通货收缩的局面仍然不见好转，国内金融坏帐和银行体系风险显露出来，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也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受到不利影响。国际商界也时时揣测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不过，在这一系列困难的反面也有光明的因素。这些困难一方面反映了国有企业运行机制真的改变了，预算约束确实因为改革而收紧了，不能再靠银行输血苟延残喘了。另一方面，即使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无法阻止目前的经济放缓演变成一场经济衰退，这也将是建国五十年来第一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质的衰退。它的特点是生产能力过剩而不是短缺瓶颈，它的起因是民间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人为“大干快上”后的经济崩溃或行政性整顿收缩。这种“市场导向”的周期波动，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建立运行的明证，也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的。

　　从长远看，过去二十年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失去。这包括长期稳定的高储蓄率、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相当开放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及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这么长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内部已经累积了重大深刻的变化，从城乡经济关系到产业结构技术层次、从职工素质到企业管理品质、从商业交易方式到合同履约规范、从企业融资环境到基础设施，都已经与早期不发达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加上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的体制化保障和资本市场的深化，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必然使其体制进一步同国际“接轨”，这些都会确保经济增长的势头不致轻易逆转，并使增长的素质继续提高。

　　因此，不止一家权威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将在下世纪的头二十年内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例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1998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并占到全球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根据对中国二十年发展经历的回顾，这一预测并不过分乐观。当然，中国要在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等总体经济实力上赶上美国，还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努力。

　　至于人民币的币值，所有有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按购买力计算的产值都高于按实际汇率计算的产值，表明人民币币值基础相当稳固。而根据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在它们经济起飞后，只要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它们的币值都会迟早出现强劲上升的表现。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不如说是人民币汇率机制调节的灵活性。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时，谁还会轻易抛售它的货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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