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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月来，尽管受到沙斯(非典型肺炎)、伊拉克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上升势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达到8.2%，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新一轮增长周期并未因种种不利因素被打破。
据有关方面的预测，上半年，中国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双双超过3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接近30%，增幅均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提高。工业生产增长16.2%，并实现利润
超常规增长。据此，官方经济专家估计，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会出现“V”字型，中间低，两头高，全年经济实现“保七争八”目标看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与政府近几年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分不开的。自从1997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批公共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币1800多亿元(220亿美元)的三峡大坝工程，1500亿元(180亿美元)的西气东输工程，4000亿元(480亿)美元的南水北调工程。西部大开发至2002年底已经规划投资6000亿元(700亿美元)，正方兴未艾。东部沿海大城市也在景上添花：北有北京申办奥运会南有上海申办世博会。自中共十六大以来，这种公共工程建设的热浪似乎越来越高，当广州雄心勃勃扩建港口机场要和香港一争高下时，上海洋山深水港隆重上马(一期工程将耗资人民币140多亿元)，江苏省也吹响了新一轮沿江开发的进军号角。
不可否认，为了阻止失业率飙升、避免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由此推动的强劲经济增长背后却隐含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首先，高额公共投资是建立在大量公债的基础上的。许多公共工程，即使具有良好的长期效益，也难以在近期内给政府创造新的税收来源。不少经济学家担心，中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空前水平，几年内上马如此大量的公共工程，必然使政府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债台高筑，一方面使民众更担心未来税负增加，不敢开支，违反了刺激总需求的初衷；另一方面排挤民间投资，使整体投资效率下降。据香港学者黄一平估计，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比1997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美国的比值只有17%。越来越多的投资由政府主导，并非好事。
其次，政府公共投资的很大部分由银行发行的债券和信贷筹集。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本身已经困难重重，呆账坏账比率早已超过令银行破产的水平。虽然经过九十年代末以来的两轮债务重组，去年银行不良贷款比重有所下降，似乎有望实现逐步减少使银行业在数年内转危为安的战略目标。但今年头五个月来，新增贷款却高达人民币12500多亿元(152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还多 。据标准普尔信用评估，中国银行的贷款额已达国民生产总额的138%，而在八年前(1995年)还只有88%，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普遍接受的安全水平。 这种贷款增长过猛的势头如果得不到及时扭转，很可能造成新的一轮银行呆账坏账堆积。
从社会经济层面看，虽然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尚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农村贫困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重大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得到缓解。从北京的中华世纪坛、首都大歌剧院，到上海黄浦江上横空出世的一座座世界级大桥，以及浦东的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列车(已经完工)和世界第一高楼(正在兴建)，各地出现了许多美轮美奂、华丽耀眼的所谓“形象工程”，大多由政府主导投资，动辄几十亿数百亿，使市容“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些项目未必能给当地失业和低收入的民众带来多少实惠，反而在不少地方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虚热，有些甚至还伴随着官商勾结违规开发的腐败行为。
最为严重的隐忧还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著名经济战略家胡鞍钢曾大声疾呼：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力(TFP)。所谓全要素生产力，就是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以后所剩余的增长成分。相对于资本劳动等有形的生产要素，TFP是无形的因素，它可以分为要素利用效益和结构效益两大类。所谓要素利用效益主要是由于部门产业内劳动力素质、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从而带来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所谓结构效益是指要素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流动对于资源配置改善所产生的作用。好多位学者，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在内，曾经测算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十几年间，全要素生产力提高大约是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源泉。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依靠提高效率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化。
然而，目前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情况并不乐观。笔者根据中国的六大主要经济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其它第三产业)的资料计算，1987到2001 年期间，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比重平均在30%左右，但自1994年以后这一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在1994到2001年期间该比重平均在20%上下。而其中的结构效益部分则在过去十年间均呈负值，显示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未能达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益的水平。总体而言，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在1994年以来扩大了 (见附图)。比照这些年形成的数千亿银行坏账呆账，这样的趋势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计算所根据的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其中尚没有剔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隐含的那些“豆腐渣工程”的虚浮产值。其实就连一向以效率和质量著称的中国经济龙头上海，也传出地铁营运一直巨额亏损的坏消息，不但3条地铁线无一盈利，营运收入不足以支付员工薪水，而且最近又发生4号线隧道工程塌陷事件，整条4号线可能全线报废，以致数以亿计的资金付诸东流。浦东第一的金茂大厦，中国报刊也透露过连续亏损、成为第一“烧银机器”的消息。
在九十年代中期，东亚新兴工业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历时二十年，世人传颂“东亚奇迹”，本区域一片歌舞升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 Krugman)却根据东亚经济体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发现，警告这些国家政商界切勿盲目乐观，不要继续走perspiration without inspiration (光苦干不动脑)的发展道路。话音刚落，东亚的各条小龙多只小虎们就被1997年的一场金融风暴摧残凋零，结束了持续一代人的高速增长黄金岁月。
前车可鉴。如何在维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避免重返粗放型增长的老路，这是当前考验中国人民智慧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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