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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的说法。此话虽然有些夸大，但也说明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对于中国历代文明和经济建设的贡献。在当今商业发达、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人们当然不应该照搬古代农业社会的治国理论，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仍然闪烁着透越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去年十月在北京创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一致推举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为首任名誉理事长，反映了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这个“东亚四小龙”之一的南洋小国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和肯定。
治理国家，首先需要有治理国家的人材。身处据今两千多年前春秋年代的孔老夫子，十分重视国家领袖人材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他主张统治者应当是象尧舜那样的“内圣外王”，也就是说要有圣人般的内在素质，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几方面去努力，增进学识，品行端正，有完美的家庭生活，才可以“治国、平天下”。由于设立了如此高尚的道德和学识标准，儒家理想的治国人材必然是社会的精英。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十分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材从事公共服务，尤其对于政府高级官员的学识、能力、和人品，定下了一整套严格的标准，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一方面，政府对于人材的选拔和网罗并不限于某个党派或利益团体，而是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材。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官员的清廉，建立了严密的肃(清)贪(污)机制，严厉惩罚贪污谋私行为。在现代商业社会的环境中，新加坡维护廉政的措施并不限于儒家的道德约束，而是发展了它独特的“高薪纳贤、厚禄养廉”制度，参照私营企业界的相应水平，制定公务员的薪金标准，以确保政府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材治理国家。在给予优厚薪金的同时，新加坡对于公务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严厉的肃贪机制，经常性的宣导教育，形成了国家官员“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行为规范，使这个小国保持了世界一流的行政效率和廉洁政务。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既然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才应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些人就有责任施行“德政”、“仁政”，以“亲民”“爱民”的态度做老百姓的“父母官”。这种仁爱的重要体现，就是政府能够为平民百姓的福利作长远的规划。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英明的统治者应当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象父母为子女的未来作筹划一样，即使在某些政策还没有被所有人理解的情况下，也应当不失时机地去领导人民实行之。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情形。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国家领袖人物是由人民选举出来赋予领导责任的，政府官员是社会的公仆。但民主政治并不应当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为人民做长远决策的责任，放弃对于公众的引导教育，处处只从如何增加选票的角度去满足即使是不合理的民众期望。新加坡公共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其无所不在的“父爱主义”。政策的选择，并不以其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为优先考虑，而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长远繁荣稳定为宗旨。为此，当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毫不犹豫地干预民众的自发选择。例如，新加坡行之多年的公积金制度，具有强制个人储蓄的性质，确保个人在有稳定收入的时候不忘未雨稠缪，为生老病死作充分准备;昂贵的烟酒税，意在减少烟酒消费对于人民健康的影响;六十年代实行<强制征地法案>，曾有效地动员了私有土地为公共建设和发展服务;对电影书报的检验制度，防止了淫书淫画的侵入。近年来的拥车证制度已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拥有私人汽车最昂贵的地方，反映了政府严格控制汽车数量、保持这个城市国家交通顺畅的决心。在一个三分之一家庭已经拥有私人轿车的国家，这样做是必须有政治勇气的。当然，在实行这些用心良苦的“硬决策”的前后，政府总是尽可能向人民解释，教育人民理解这些措施的意义和必要性。
在“父爱主义”的政策环境下，政府的公权力和公信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夫子认为，即使在不得已要减少军备甚至粮食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减少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们对于公权力和公信力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为此，他们总是设法内部解决政策见解上的分歧，保持公众面前的一致形象;慎重作出决策，避免朝令夕改;对于有损公信力的言论，立时加以反驳，甚至诉诸司法程序，对簿公堂，加以澄清。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具有的强大公信力和公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拥有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历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政绩深得民心。首先，政府施政的重点，在于“富民”，这也反映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孔夫子曾多次主张国家须有利民富民的经济政策，提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使人民富裕健康。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省力役，薄赋敛”，“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尽量少征税，敬重实业，爱惜民生，节约使用人力物力，并且“因民之利而利之”。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实业，想方设法改善民间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投资。近年来，新加坡多次被国际权威性的咨询机构评估为世界上投资风险最低、经济自由度最高、最富于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去年，政府实施消费税，目的也在于使税收更公平有效，以减少人民的实际税负、鼓励生产和实业。目前新加坡和香港同样名列亚洲和世界各国中实际个人所得税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多年苦心经营的富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新加坡在建国后短短三十多年里，已经在平均个人所得水平上进入了世界最富有的十几个国家之列，在生活质量上也被评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十个城市之一。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理财之道，一贯提倡“节用”、“惠而不费”、量入为出。新加坡政府多年来一直保持经常性的财政平衡和财政盈余，维持物价的稳定和低通货膨胀水平，完全不受在西方各国一度流行的“赤字财政”理论的影响。对于民众的消费方式也注意适当引导。当“举债消费”的奢糜之风在社会上愈刮愈烈时，当局及时采取措施紧缩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个人消费的贷款条件，以避免重演泡沫经济的悲剧。
发展全民教育事业是儒家所鼓吹的“仁政”理念的重要基石。新加坡继承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十分重视各项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作为整个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来开发规划，教育开支将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注重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实行分流教育、精英主义，可以说是对孔夫子“因材施教”论的进一步实践。
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是儒家传统的重要内容。“治国”，必须以人们的“修身”和“齐家”为基础。新加坡小心注意避免西方福利国家的陷阱，防止由于不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和错误的伦理观念流行所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危机。为此，除了宣扬东方传统的家庭道德观以外，政府发展了一整套以公积金制度为基础、以家庭为核心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着重帮助低收入家庭自我提升素质、根除穷根，避免治标不治本的纯粹救济。并以政府“一元对一元赞助”的方式鼓励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和族群自助组织，还在税收回扣、公共住屋的配售等方面优惠完整的核心家庭和赡养老年父母的夫妻。
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论，主张社会分配的公平，避免贫富悬殊。新加坡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当重视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每年，由政府组织的全国工资理事会集合工商界、劳工界、学术界的代表协商指导性的工资增加幅度，供企业参考执行，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工薪阶层，同时保持本地劳工的竞争力。新加坡独立以来，当局还大力推动公共住屋的兴建，使九成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自己拥有的住房里，连收入最低的阶层也能拥有体面的居住条件，成功地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蓝图，做到了连众多发达国家的名城都会都做不到的事情。另外，政府对低收入民众的医疗保健提供补助，在将财政盈余回归于民时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倾斜。
儒家治国理念强调和谐的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天人和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为此，为政者必须遵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协调照顾各方利益。新加坡政府不仅注意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也大力维护民族和谐，提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存共荣。尽管华人占总人口将近八成，政府仍十分注意维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从不在公共政策上给予华人不应有的优待。当局对于有损社会族群和谐的极端思想和言论总是小心坚决的阻止流传，防止祸起萧樯。这些政策对于维护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小国家的繁荣稳定，是十分明智的。
新加坡的公共政策所体现的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古代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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