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一个新观点

　　一、 导论

　　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原先居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其原因一般上论者认为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及日本之跃居世界第一流经济强国，论者又把这归功于儒家文化?，这是否互相矛盾呢？

　　我们认为没有矛盾。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只一个。不过，就从文化的影响而言，儒家文化的确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这当然只是老生常谈。我们所谓新观点(至少以我们所知是新的)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1、儒家文化中有阻碍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大因素，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则儒家文化中有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2、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未区分治家与治国的不同道理，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同样的道理，都用同样的原则就能成功。

　　本文论述为何治家与治国的道理不同，为何儒家用适合治家的道理治国，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给定市场经济，为何儒家中的一些思想反而有利于企业管理与经济发展；再从而论述日本与“四小龙”快速发展的原因与中国今后发展的展望。

　　二、 治家与治国之不同

　　家与国至少有下述三大差异，使适合治家的一些原则，不适合于治国。

　　第一，家庭成员之间有血缘的关系，使各成员会重视其他成员的利益。野兽虽猛，不食其子，反而会保护它们。这是一种生理上自然遗传的作用，人类也不例外。

　　第二，家庭成员之间有爱情、生活上的密切关系。即使是一个纯粹自私自利、不管妻子儿女幸福的人，为了自己的安宁与快乐，也不会让妻子儿女饿得大吵大闹。

　　第三、家庭成员人数少，即使实行共产主义，对生产激励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例如一个4口的家庭，一个人多工作而多赚100元，“共产”到来自己也还有25元，激励虽非最佳，但不是完全没有。一个10亿人的国家，一个人即使多生产100万元的东西，“共产”到来自己得不到一分钱。

　　由于上述几个原因，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和谐的因素比利益冲突的因素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不用金钱上的利益计算。相反，这种斤斤计较的利益计算反而可能影响成员之间的感情，增加花费在利益计算和解决冲突上的交易费用。因此，在家庭内实行儒家式的“共产主义”，而不用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采用感情与道德的力量而不用合约与法律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这就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节约了家庭内部监督与激励的管理成本。

　　相反，一个国家中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除了少数极要好的朋友外，一般上是分毫必算的等价交换关系。如果按儒家的治国主张，把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归结为道德关系。视君臣为父子，视他人为兄弟，视天下、国家如一家一族，以义代利，不赞成用任何物质利益原则来调节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在家庭之间实行家庭内部式的共产主义。那么，人们的激励就会降到极低点，“免费搭车”的现象就会普遍存在，经济上就会一团糟。这是中国的经验所实证了的。这就是说，虽然把国当家治理会节约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费用，但这种家长式的治国方法却会产生极大的效率损失，极高的监督和激励费用。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治国方法。因此治国必须讲法制，必须用市场经济制度，私有产权等手段处理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才会有动力。

　　三、 儒家思想中不利于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因素

　　儒家思想中有许多不利于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因素。市场经济的产生与确立，首先，要以承认交换双方的利益并计较这种利益为前提，最终要以有法律保证的私有产权为基础。儒家既然主张以礼义治国，反对斤斤计较的等价交换，为君为国可以随时侵犯私人的财产，轻视商业，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产生和确立的基本条件。这样，在一个以法制，私产和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未确立之前，儒家的一套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与阻碍。

　　第一、儒家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仁义礼信等道德准则，而贬低物质利益。

　　第二，与上点略有关联的是“明天理，灭人欲”°。虽然朱子在卷十三中继续分别天理与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表示圣贤并不是要消灭一切人欲，但对基本生理必需之外的欲望追求，则明显地是反对的。

　　第三，儒家重道而轻农工商。樊迟问孔子种田的知识，被训斥为小人。孔子又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把商业生产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君子不器”(不从事农工商与实际技艺)成为儒家的规训。

　　尤其是商业，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最没有社会地位。直到清末，随着商业的发展与海外的影响，商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地位才逐渐提高。但有如朱英所论述，“与近代西欧诸国商人的政治成就相比较，清末商人则又黯然失色”?。

　　元朝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蒙古人比满人较少受儒家思想影响)，情形比较特殊。一般而言，元朝的商人地位不在儒士之下，也有不少巨商受到蒙古政权的重用。不过，即使是在这特例下，有如余英时所论述，“儒家的社会价值根本未变，依然是‘重农轻商’。……战国秦汉以降商人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但以价值系统而言，他们始终是四民之末。”?

　　上述各项儒家观念中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是许多人讨论过的，例如水秉和说，“我们可以用价值系统化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就是说，由于精英的价值系统与中央官僚制度是合而为一的，而这个价值系统重道德而轻实利，重精神而轻物质，所以，任何成功的商人或矿主本人或后仪式如果想要跻身仕途，他们必须放弃成功的经济作业所必须具备的价值系统——即利已和重实利的平民价值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文化从来没有向官僚体制作出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再看儒家不分家国治理原则的弊端。

　　四、 儒家以治家原则治国

　　儒家关于治国的办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治家与治国都是一个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就能治好国。而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也即是人治，分等差而治之(礼)。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与家的治理原则是一样的，即君父辈要做得像君父辈的样子，不论是国君或父亲；臣子辈要守臣子的本份。这就是守礼，各人安于自己的等级、名份。

　　《程氏遗书》卷四中也说：“君子之遇事，无巨细，一于敬而已。……推是心而成之，则‘笃恭而天下平’矣”。不论是家中小事或平天下的大事，都是一个办法。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修身以道”。.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知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可见儒家的所谓治国之道不外乎以治家之礼与待人之义治国而已。荀子的《性恶篇》写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而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儒家的“大同治世”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命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里明显可见儒家的理想治国之道，要以大公无私，爱人如已为前提。

　　然而人毕竟是自私的，因此儒家之治退而求其“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儒家的这种以礼治国正是治家的翻版。孔子认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但却应推展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弟以事兄，朋友相处，这正是把家庭外的人际关系等同于家庭内的人际关系，以义相交往。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子明确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就是治国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则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如果各守其礼，“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国就可以治理。如果君子好礼，好义，好信，而民则无不服。

　　儒家也主张以仁治国，以义制争。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以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荀子也强调隆礼贵义以治国为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这就是荀子的以礼治国的宗旨。

　　五、 给定市场经济儒家文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可否认的，儒家文化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分家国的一面，但也有教导人们安于本份，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这是有利于经济生产的一面的。

　　第二，重义轻利的思想，虽有影响人们从事商业的作用，但若给定一个商业社会，则有助于维持商业道德，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儒家文化有勤俭的精神，尤其是受了新禅宗与新道教的入世苦行、不虚度时光、不作不食的观点所影响后的新儒家尤然?。给定一个允许私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这种勤俭的精神显然有助生产与积累。

　　第四，对统治者而言，孔子有“节用”、“薄敛”、“富民”、“博施”、“使民以时”(即在农闲季切才征发劳役，以免影响农业生产)等主张，也是有利于经济生产的。

　　总之，儒家文化中有贬低利、欲、工商，以治家的重道德办法治国，因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一面，但若给定一个市场经济，一个已具有维护私产权与自由交换的制度，则儒家文化中有使经济发展加速的因素。这最后一点于下节再进一步论述。

　　六、 儒家的齐家之法有利于管理企业

　　儒家主张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名份而抑僭越，重均平而抑分化，重利他而抑利已，重礼让而抑侵争。?”视君臣如父子，视他人为兄弟，尚义轻利的原则，用来治国，难免大锅饭，一团糟。因为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毫必计的利益关系。视国如家，必失经济动力与效率。必增加监督和激励成本。然而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的这些齐家之法运用于微观企业却有十分优越的节省管理、监督和激励费用的作用。

　　企业的巨额管理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和工资成本。若企业内部职工之间以义相待，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如同兄弟，这无疑会提高效率，减少纠纷引起的管理成本与生产损失。若企业主管以仁待下级，下级以忠待公司，尤如父慈子孝，那么劳资关系就会融洽，罢工就会减少，监督和激励成本也会减少。若公司内上下左右各守名份，以礼相待，公司内部就会强化秩序而不会增加维持秩序的成本。若工人以厂以公司为家，他们就会为公司奉献而不计较报酬，这在经济衰退时甚至可救公司于存亡，更不用提会节省工资成本了。若公司之间，人们这间，上下左右之间守信守约，用于纷争，合约与法律控争的费用就会大大降低。

　　这样，一家具有儒家文化的企业，相对于一家不具儒家文化的公司，其管理成本与工资成本一家能有效降低，因此更具有竞争能力。

　　由此可见儒家的道德规范，虽然可以成功地用来治家，但由于第二节里所谈家国的不同，并不能作为治国的主要办法。不过，这些治家的道德规范，却能有助于治理企业，尤其是小型的家庭式企业。这道理与第二节所论大同小异。

　　对纯家庭企业来说，企业的成员就是本家的成员，因此第二节所述各项原则都适用。对非家庭的小企业来说，企业成员间虽然没有血缘与爱情关系，却也往往有朋友与工作上的关系，有一些类似家庭的性质。

　　香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企业有竞争力，其主要文化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治国上放弃了儒家的说教，而在治理企业方面则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西方国家治理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不把国当家治，用法律与市场制度治国，西方的企业相对于日本与四小龙日益缺乏竞争力，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以治国之法治家、治企业，在任何范围内分毫必计，因而大大增加了微观管理成本。在企业文化上输了儒家文化一筹。

　　七、 日本与东亚“四小龙”高速发展的原因

　　日本这条大龙与东亚“四小龙”都是为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以前的经济落后，与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之前，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在宏观上以治家的办法治国，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因为把国当家治，人们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被伦理道德关系所统治，人们之间的计较利益，分毫必算的关系被淡化或消失，因而不能产生市场交换与发达的市场经济。

　　然而，在近代西方对东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侵略下，西方的以法律制度为主的宏观法治治国的方法先后自愿或被迫地被上述东亚国家采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是自愿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进一步被迫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台湾则一方面继承了孙中山的西化政治制度，同时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在宏观上一直实行私产和市场制度；香港则是在宏观上完全采用英国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新加坡、南韩在宏观都是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因此日本大龙和东亚“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前，已经有了宏观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前提。然而在企业内部，儒家文化却仍根深蒂固，甚至发扬光大。微观经济的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与宏观经济的自由市场文化相结合，是日本大龙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的文化原因。可以预测，这种结合最终将会使东方重新走在西方的前面。也可以假设，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儒家文化的国家，将会比不具儒家文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快。因此，我们认为，宏观治国要西化，微观治理企业要儒家化，要东化。宏观西化，微观东化是一条优势杂交之路。这里所谓东化是指采用儒家中有利部分，却也不排除同时采用西方先进管理财会制度等。

　　八、 展望中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若给定市场经济，则儒家文化中又有加速经济发展的因素。若这个观点是对的，则可推导出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两个结论。第一，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应该是走向市场经济。第二，只要能超越旧体制，实行市场经济、民营生产，则中国经济也将能像日本与“四小龙”一样的生龙活虎地发展。

　　私有产权与市场调节的活力，已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与道理，不必再多加论述。当今的问题，是如何从现有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

　　除了加强法治，以言论自由的力量来制衡党政企，以法律与财政的措施来辅导市场失误的地方(例如空气污染、假货、欺诈、误导性广告等)，本文作者之一曾与杨小凯发表一文，主张把大多数国营企业民营化，以股份的方式卖给公众，对有关当权者与企业职工，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优待，以补偿他们在民营化初期可能遭受到的暂时损失。对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没有人有钱来买国营企业。我们认为钱不会是一个问题。

　　公有制国家因为产品供应低于人们的购买力，经常有排长龙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人们持有大量的货币与银行存款。通货与存款对全年零售额的百分比，在苏联与东欧各国都远比西方国家为高，甚至已到危险的水平(60-100%多)。有鉴于此，苏联于两年前采取极端措施，宣布50与100卢布的大钞停止流通，而只允许小量的大钞可以对换为小钞。这种措施，无疑会造成许多可悲现象与后果。许多靠勤俭多年积存大钞的人，多年储蓄化为乌有。这使人们对货币及其他私人财产的信心大减，是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的。

　　中国的情形在这方面或没有苏联那么糟，但人民手头的人民币与银行存款也在万亿之数。只有用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作为购买股票的一大笔资金来源。不但解决民营化的问题，也解决通货过多的问题，一箭双雕。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点击此处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