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寻求最佳效益的产权制度结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适应了，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就要阻挠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王建国先生可能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并在这个基本观点上提出寻求社会最佳效益的产权制度结构问题，这是值得探讨的。改革开放，重要的是确立生产力标准观点。邓小平说，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总的是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很明显，某个社会制度或某项政策、措施。检验其正确与否，最根本和最终的是视其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

　　八月中旬，在香港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经济系860办公室，记者与博士研究生王建国先生畅谈了整个上午。交谈的内容较集中。主要是在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难点很多，为首的是物价失控问题，应该吸取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生产力为标准，努力寻求最佳效益的产权制度结构。也就是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指出的那样，要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经济和整个经济运行效率问题。

　　价格改革成功与否要看对整个社会利益分配是否更公平合理

　　王先生认为，价格改革不是孤立的，必须配套进行，理顺价格无非是放开，尽量消除双轨制。现在还缺乏配套措施，双轨制未能有效地消除，价格改革也不会达致成功。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即使价格放开，也不能达到价格改革的目的，即达到对整个社会利益分配更为公平合理。价格改革应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的，如果放开前得益的人与放开后得益的人根本无什么变化，不合理的仍不合理，价格改革则无意义。

　　记者提到，据有关材料，目前价格放开后，在利益与分配上显得更不合理，以实际工资收入而论，原有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倒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倒挂的问题更趋严重。王先生认为，工人对国家贡献无可否认，但改革以来工人利益增长比较慢，知识分子也改善不多。相对来说，农民、个体户和掌握资源管制权的干部改善很快，这是不合理的。记者于此插话：目下北方有这样的流言，“富在海边，发在摆摊，醉在当官，亏在上班。”尽管这其中掺有偏见，但情况确是这样。王先生认为，价格改革要合理，其中一个要求是要使老老实实上班的工人、知识分子不致于太吃亏，并得到改善，以便调动其积极作用。不然，改革后反而进一步受到损害，生产、工作积极性下降，就难免出现“按酬付劳”的严重怠工现象。

　　记者提到，据福建、黑龙江等省对城市居民调查，近年来，实际生活水平降低的有一半以上。王先生认为，按现在的情况，如不采取措施，价格放开后出现“比价复归”，下降更是难免的。因为其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的飞涨，支付能力就会越来越小，承受能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增加那么一、二十元工资是无济于事的。

　　实际收入增长速度，高于通涨速度的几种人

　　王先生认为，在中国目前有了大财的人，许多人的生活改善很快，他们在价格猛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虽受影响，但由于有双轨差价，特权和机制等原因，有几种人是大受其益的：

　　农民是社会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的供给者，这几年因农产品涨价，从涨价所得收入比其在消费品支付数额大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有些农户由于化肥等生产资料涨价受到损失的。

　　干部中实际收入高于通胀者。这主要是掌握资源分配权的那部分干部，包括构成“官倒爷”基础那部分。他们的收入增加远高于物价上涨，因为只有他们才获得双轨制价格的利益，可以将计划内的物资拿到市场倒卖。当然，不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干部，许多人的收入是降低了的。

　　个体经济户。在价格放开后，个体户依凭其灵活机制可以自由选择经营利厚商品，因此，收入倍增。其中一部分成为有资源管理权的干部的助手，在充当“官倒爷”的中间人中成为“私倒爷”，横财就手，许多收入不是正当劳动所得的。

　　还有违法户。在发横财的人中，有经营假冒商品者，还有走私漏税分子。

　　上述情况，有些是从产品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农产品、原材料、原来价格偏低，价格放开后，比价趋向合理，部分人增收是合理的。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利用双轨价格谋取暴利的问题。

　　放开价格未能影响资源控制权也不能增加供给

　　王先生说，众所周知，双轨制价格已给中国社会增添弊端，价格放开后也无法消除双轨制价格，也无助于增加供给。原因很简单，物价上涨，利润增加不会对涨价产品生产者在利益上产生多大影响，刺激很小，盈亏关系不大。涨价不会刺激资源(人、财、物)流入生产领域。并且即使人们愿意投入资源增加生产，但因受到投资限制，即使看到某些产品可以多赚钱，也不能很快流入。这就是说，当今中国，资源的控制权没变化，总制掌握在当政者手中，企业的机制没有多大改变(乡镇企业例外)，价格放开不能影响资源的配置。价格不可能对资源的分配发生影响，得到的只是轮番涨价，比价复归，如果产权、资源控制者不改变的话。

　　在中国，权力、特权也可作为支付手段

　　王先生说，上面我讲的可归到一点，就是价格上涨不能刺激增加供给。至于在需求上，也不能受到有效的抑制。因为在中国可支付消费品手段的不仅是货币，还有权力、特权、商品控制关系权等，也是商品支付手段之一。这就是说，涨价可以抑制用货币支付手段部分，抑制不了靠权力支付手段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对商品的需求可以无限。如果价格放开，刺激权力支付手段对产品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有可能超过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货币手段抑制需求而产生的商品需求下降。

　　同时，涨价会刺激人们追求权力，因为高价物资的控制权使一些人能从价格双轨制中夺取更高额利润……

　　王先生举出这样的事例：最近全国高级烟酒涨价后，买高价烟酒者，百分之七十以上属机关团体公费，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是私人买的。这就是把生产资金转作为高档商品的消费资金，这是价格放开后权力对商品需求刺激增大的明证。

　　要配套改革，核心是放开资源控制权

　　王先生接着说，我的观点是涨价不能刺激供给增加，又不能有效抑制消费的需求，这就有可能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供不应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将导致双轨的价格在更高水平上的形成，这是双轨价格复归。

　　王先生强调，目下资源控制者依凭的是双轨制价格实施特权。因此，价格改革必须有配套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放开资源控制权，只有放开了，双轨制价格才会消失，“官倒爷”才会消失，资源才可以自由流动。只有在这个时候，价格波动才可以起到配置资源作用，价格改革才有望成功的可能。

　　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必须伴有产权结构改革，因为资源控制权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

　　要给人民以权力，随时可以把“官倒”、官商拉下马

　　王先生说，配套改革，有个政治改革问题，建立健全法制问题。因为目前控制资源的权力掌握在干部集团手中，而人民又没有权力来制衡干部集团的权力。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因此当干部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来倒卖商品控制权的时候，人民是没有权力制约他们的行为的。这在客观上来说，干部集团具有为所欲为的条件。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还人民以权力，依靠人民的权力，从根本上消除“官倒”、“私倒”以及贪污腐败的弊端。

　　王先生接着说，中国现在反贪污，反“官倒”，是权力集团内部进行，象高于子弟犯罪，还有其关系网的问题，不好解决。但如果赋人民予权力，也不难将倒爷及其后拉下马的。

　　终究要考虑解决产权制度结构问题

　　王先生认为，物价问题也好，“官倒”问题也好，要取得较彻底的解决，重要的是把资源、产品控制权从干部手中转到人民手中：通过承包，租赁把小企业的资源转化为个体企业；通过承包过渡到股份制，把绝大多数大中企业过渡到民间所有。

　　王先生大有感触地说，一讲产权问题，许多人就敏感起来，研究不下去了。其实，相信社会主义好，还要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终不会有区别。其实任何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度的混合物，最佳的混合结构在一个特定国家是唯一的。各国有自己的特点，搞改革，应该是寻求最有效的产权制度结构。只要是最佳的，社会效益好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叫它什么都行，这么个目标，美国、中国，任何国家必然是同一的。王先生认为，所谓最佳产权制度结构，就是各种不同产权制度在一个社会内的最佳比重结构。一个特定的国家在一定阶段上的最佳的产权制度结构和政治制度结构，从生产力的层面说，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促进这个社会当时的生产力最快发展的结构。纯粹的私有和纯粹的公有都不是最有效的产权制度结构。最佳的产权制度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能得到最合理分配的结构，即能使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都能在这种混合制度结构中得到与他们的贡献成比例的利益。这种经济制度的多元结构也要求政治上多元，即每个利益阶层或集团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利益代表或团体，来保护他们在经济制度结构中不损害他们那部份利益的比重。因此，与最佳产权制度结构相应，也必定要求有一个最佳的政治利益代表集团结构。

　　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寻求这种最佳制度结构中走向和谐的。虽然最佳制度比重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是不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最佳制度结构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主义!最近，厉以宁教授猜测性地提出中国保留三分之一的私有企业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试图寻求中国的最佳产权制度结构。各种所有制成份的比重多大，如何组合，以及还有何种新的产权制度待发现等，都是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王先生认为，这个答案是可以找到的，新的产权结构理论，也完全能建立起来。

　　附：赵紫阳谈股份制和物价改革

　　越紫阳最近在黑龙江视察时谈到股份制问题时说：“我的意见，所有盈利企业都可以吸收职工入股，税后按股分红，有风险，不保值，利多多分，利少少分，不会出问题。”

　　在谈到物价改革时，赵紫阳说物价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决定于物价改革方案本身，而且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入。物价改革在经济方面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企业机制，即企业消化能力强，涨价和成本增加的相当一部分由企业内部消化；二是金融环节，即物价改革，既要控制货币发行，又不能影响生产；第三个最大问题是市场环节，物价改革与市场兴旺不能分开，离开市场条件搞物价改革，就难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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