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的理性和价值基础

　　文化价值和理性对商品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被许多人看到了的。但前者对后者如何起作用？不同的理性与价值观是否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结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理性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育的？这些都是本文感兴趣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形成与发育的理性和价值基础

　　市场的产生与发育同分工有关。分工是交换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市场发展的程度受分工程度的影响。但分工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唯一原因。市场经济的产生还必须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私产或一定程度的私产制度。私产制度的程度和范围也会决定市场经济的规模与范围。没有私产制度，分工不一定导致市场交换。市场经济的程度、范围和结构还受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组织是市场的替代物。两组织的合并就意味着两组织之间的市场关系的消失。经济组织形式的演进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有着互动的关系。

　　影响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人们的价值和理性基础。如果人们认为自私自利和满足利欲是不合理的，如果人们真的是不自私的，那么人和人之间就根本不会产生斤斤计较的交换欲望和市场交换活动。如果人们像傻子般是没有理性的，那么他们就会想自私而不知如何自私，想计较而不知如何计较，失去对利益的计较能力、行为准则和判断能力。因此，没有自利和理性作前提，市场交换是不能形成和顺利发展的。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人是自利和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失去这一假设，整个现代经济学就得崩溃。

　　既然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必须要有自利和理性作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的程度、结构和变化就一定会影响经济的程度，结构和变化。研究文化价值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应该从讨论这个前提切入。

　　二、理性结构

　　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就在于对人性的假设绝对化了。其实，人并非完全自利和理性。现实的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非自利的一面。人的理性是有结构的。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解释能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对人性的假设太绝对化，离现实太远。

　　人的理性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三个层面。我们先讨论前两个层面。价值理性就是人们选择价值观念的理性。例如人们对某一信仰的选择，对自利或利他的接受与承认等。义与利是两种相反的价值观念，从中立的角度看，这两部分人都是具有选择价值的理性人。但从持义者去判断持利者的价值观念，那么前者就会认为后者是不理性的，不道德的，甚至是愚蠢的。反之，那些承认自利的合理性的人，就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斤斤计较、等价交换是理性和正常的，而认为那些不计算和不计较成本、不讲等价交换、随便让物给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因此，持利的价值观念的人们之间就促进形成市场交换，持义者们之间就会抑制市场交换的形成，并认为持利者们是不道德的。如此看来，价值理性也可称之为道德理性，这种理性没有客观标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性。除非用第三把客观尺设立去评价相对立的道德价值，否则便不能讨论其短长。

　　工具理性在道德和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这种理性是给定人们用自己的价值理性选定了-个与自己价值标准相一致的目标之后(例如义或利的价值目标)的一整套为达到价值目标而设汁的策略、战术、逻辑、程序等等。价值理性决定人的聪明才智使用的方向，是工具理性进步的动力源；而工具理性就是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的理性。价值理性属于智慧的范略，工具理性属于聪明的范畴。

　　既然价值理性决定了工具理性的方向、决定人追求的目标，那么价值理性也一定会影响工具理性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具有不同价值理性的人对于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有差别。例如自利是市场经济的价值理性基础，持这种价值理性的人一定会尽力发挥发展他们战略和技巧的工具理性，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逻辑、程序和规则。相反，那些持有去利存义的价值理性的人们，可能在市场技巧方面成为白痴。因为他们决不会把聪明、才智和工具理性发挥在与他们价值理性背道而弛的目标之上。可见价值理性的方向会通过工具理性严重限制或积极促进市场经济的规模与范围。要改造经济制度而不改造价值理性，改造经济就会缺乏了寻求手段(或曰工具理性)的动力。

　　更为复杂一些的情况是，有价值理性的人而缺乏工具理性和有工具理性的人而缺乏价值理性，对市场经济的范围和程度会产生何种影响。

　　结构理性的存在会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现实中的人大多持有双重价值理性甚至多重价值理性。他们的价值理性会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作程度和范围上的漂移。例如母亲对儿子就不会接受自利的价值，二者之间不会产生市场交换和斤斤计较的行为；但他对别人或别人的儿子就会接受自利的价值和接受市场交换的关系。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人之间也可能产生一种非自利的非市场交换关系。总之，同一个人在此时此地对此人可能自利，在彼时彼地对彼人又可能利他。尽管如此，双重价值理性在不同人们那里的比重结构是不一样的。这种比重结构的不同，极可能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

　　第三种更复杂的情况是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对市场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了？所谓非理性的人有各种情况：一种是失去价值理性的人。例如不知为何生活、活着是为了什么，不知相信什么好、追求什么对，失去信仰和生活意义，惶惶而不可终日。这种人可能非常聪明，但们是非理性的。我们把这种人叫非价值理性的人，因为他没有丧失工具理性。还有一种人是有坚定的价值取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范围内以何种价值标准指导自己的行为，但却缺乏才智，缺乏制定达到目标的逻辑、程序、策略和技巧的能力。我们把这种人定义为缺乏工具理性的人。再有一种人就是疯子、傻子或神经病。这种人丧失了全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在现实社会中，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比重会影响市场经济的范围与结构。理性人出现非理性行为的频率程度、比重和场合受个性和民族性的影响，它们也会影响市场经济的范围和结构。

　　由此可见，理性在人们那里是有层次有结构的，而很少是纯粹单一的。现在让我们来解释结构理性的含义。

　　既然人们的理性是多重的，那么人们是如何确定选择不同理性在自己理性结构中的比重的呢？例如，一个有双重价值理性的人，他必须确定在什么范围和场合下以何种程度的自利作为他行为的价值标准，否则就用利他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他行为的是非。结构理性是人们在构建他的多重理性结构时对于不同理性比重的选择和权衡的理性。相互矛盾的理性集于一人，正是相反相成。

　　三、理性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关系

　　价值理性虽是多重的，但与市场相关的价值理性却只有两种：承认利己是合理的，这是产生市场交换、计较交换利益的价值理性基础；二是承认利他才是合理的，不计较交换之利益则是产生“大锅饭”的非市场经济的价值理性基础。工具理性虽对待任何价值理性的人都是中性的，然而一种确定的价值理性却是达到此价值目标的工具理性的动力源和方向标。特定工具理性的发展与发达依赖于价值理性的内容。利己的价值理性会导致发展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其它的价值理性可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的发达。

　　理性结构的不统一会导致市场结构的紊乱。例如价值理性和工具非理性的结合或工具理性和价值非理性的结合。价值非理性的人没有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工具非理性的人没有实现目标的手段。没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性基础，人们不会朝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去努力，去寻求最佳手段。有了市场价值理性基础而无手段理性，人们就会不知怎样去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法律、规则、程序、政策、策略、技巧和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其它手段形式。没有这些市场经济是难以形成的。

　　价值理性结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依赖于利己和利他两种价值理性在人们理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利己的价值比重越大，人们交换和利益计较的动机就越强，市场的范围也就越大。如果人们之间是纯粹利己的，那么与这种价值理性相容的可能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人们之间是纯粹利他的，那么与之相容的可能就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经济。经济的形式必须与人们的价值理性基础相一致。

　　工具理性的结构则影响市场经济的运作效率与秩序。市场工具理性越发达，市场经济的动作就越有效率和秩序。发达的市场工具理性就是完善的制度、法律、权力制衡机制、规则、政策、程序和组织等等。市场工具理性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价值理性在人们理性结构中的比重。此比重越大，市场工具理性就越发达。

　　可见，要使一特定的工具理性发达，首先必须调整价值理性的比重。要使市场工具理性发达，首先就必须增大市场价值理性的比重。否则就没有发展市场手段的动力源。

　　最后再看非理性对市场发展的影响。非理性对市场发展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市场秩序混乱。理由很简单：如果人们是非价值理性的，这说明人们已失去信仰，失去价值取向，根本没有去建立市场秩序的动源。如果人们是非手段理性的，人们便不知道如何建立市场秩序。放弃一特定的价值理性，与之相应的工具理性就会崩塌。如果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接受市场价值理性的合理性，市场手段体系就不会建立。这就是破而不立：旧的秩序没有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来。这正是人们处在价值非理性阶段的表象。社会的无序可以反证出人们的非价值理性状况。

　　非结构理性是指人们失去了构造两种不同价值理性的比重的判断力。非结构理性使人们在选择市场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失去标准。如果人们在市场为主还是计划为主中长期摇摆不定，争论不休，进退维谷，这就是非结构理性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的人们分成A、B两组，A和B可能持利己或利他或不知持利己还是利他的价值理性。A和B也那可能有工具的和结构的理性或非理性。在A与B之间各种理性情况的组合就会产生出市场有序和无序的程度来，也会产生经济的性质来。例如A与B都利己，A与B都有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这就会产生有序的市场经济来。或A与B都利他，都有工具理性，这就会产生有序的共产主义经济来。在两种极端的组合之间，还有许多种组合产生不同性质的经济形态。这就是人性决定制度，或曰制度要与人性相适应。

　　四、硬化了的理性结构是一个能决定存在的存在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是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人的心理结构和价值理性结构。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看，既然社会结构都是为人所创，应是文化心理结构和理性价值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和意识决定存在之争。但在现实中这种争论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现实的过程是相互决定的连续过程，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给定人的意识结构已经存在，而未来的各种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在现实中还不存在，那么即使从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论来看，我们也能说已存在的意识结构会决定那个未存在的社会结构。存在决定的本质不在于是精神还是物质，而在于孰先孰后。物质是存在，精神也是存在，存在决定存在。给定一个存在在先，另一个在后出现的存在就被决定。在这里，已变成沉淀意识的理性结构成为能决定他物的存在。这种存在对现实的影响高于一切。因为它是能动的、有方向的和活的存在。在世间，一切与这一存在不相符的东西部会被它改造或毁灭，以变得与它相符。一切为这存在所需要而还不存在的内容和形式部会或快或慢地被创造出来。

　　例如，不能想象，不被一民族的沉淀意识结构这个存在所接受的外在制度、组织形式、法律、规则和程序等能长期存在而不被人民推翻和改造或按他们的沉淀意识结构或理性结构重建。除非这制度是由另一民族强加，强加的力量足以超过反抗的力量，并且与此同时，由外族按他们的理性结构，通过制度、法律和教育等手段改造被强加民族的理性结构。

　　我们也不能想象，若一民族的沉淀理性结构这个存在已经改变(不管什么原因导致)，而外在于这个已改变的存在的旧的社会结构还能依旧存在下去。我们更不能想象：若一民族的沉淀价值理性结构依旧，而社会制度可以创新？一民族的沉淀理性结构混乱，而社会存在方式会协调而不紊乱？一民族的沉淀意识结构是此，而社会结构可以是彼？

　　沉淀意识结构的核心就是沉淀了的、硬化了的价值理性结构。我们由此要推出的结论是：若中国人的硬化了的理性结构仍是旧的，那他们所要求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是新的。因为旧的社会结构是旧的理性结构所要求的。因此，不重建理性结构，就不可能重建社会结构。若中国人现有的理性结构已是不同于旧的而是新的，那么旧制度结构就一定会崩溃，新体制就一定会建立。若中国人已放弃旧的价值理性而又未接受新的，那么在旧的破坏的同时，新的并不能建立起来，社会就处在有破无立的无序状况。这时治乱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必须重建民族的价值理性结构，或曰民魂。由此看来，合理的改革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理性结构，宪法制度，经济政治体制和经济政治政策，而不是相反。

　　中国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那个价值理性结构与这一新制度相符吗？如果不符，这改革岂不要失败！我们的宣传教育部门是在为建立一个与此新结构相适应的价值理性而努力吗？如果不是，这经济改革与观念改革岂不背道而驰！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要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吗？我们正在为建立这一新民魂而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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