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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月十二日才读到六月二十三日管荣开先生的《民间过度竞争与行政权力垄断》一文，对我发表在今年19期《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为什么华人聚居之地商品便宜》质疑。管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内斗外和，内紧外松的民族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行政权力垄断太过分，使民间资源缺乏导致过度对短缺资源竞争而形成的。我不以为然。我以为中国民族性中有一种理性误区：这就是在信息相同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合作解。
在对策论中，有著名的狱犯两难案例。即两个狱犯受审，如果两人都不坦白，都无罪释放；如果两人都坦白，均轻判；如果一个坦白，一个不坦白，则不坦白者重判。结果，在两人信息不相通的情况下，两人的理性解是都坦白。但是若信息相通，两人的理性解应是合作，共守同盟，即都不坦白，便可免牢狱之灾。然而，上面的分析逻辑却不适用于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中国唐人街的商人，在信息相通的情况下仍是追求不合作解，这是中国文化中的非理性行为。
中国人的内斗并不是资源约束造成的。即使民间只争1%的资源，那也要选使大家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方法，为什么要选鹗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方法呢？为什么要使1%越争越少呢？即使在给定的资源短缺的情形下竞争，只要信息相通，那就只有合作解才是理性的。所以，这种民族理性的缺失是不能用资源约束解释的。正如以色列与中东的争斗，那是乌龟背蝎子过河，在河中蝎子还是把乌龟刺死，自己同归与尽。本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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