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 论人民币国际化

　　早在1948年，人民币就诞生了，但当时怎么就没人关心它？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民币？是什么事情促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人民币将做出怎样的回应？请看国际融资杂志社记者的报道

　　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经济大师论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 石洋

　　From Unknown to World Famous

　　--The Masters’ Opinions on RMB’s Internationalization

　　前不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4)”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隆重举行，这是一次中外大师云集的学术盛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未来之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其中的论题之一是“货币国际化的利益、风险与路径”，其潜台词蕴含着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的意思。针对这一国人乃至世人都十分关心的、又相对敏感的问题，两位经济学大师——被誉为“中国金融学泰斗”的黄达教授与“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发表了他们精辟的见解。

　　在最近一段时期让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呼声中，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以学者的审慎与良知坚定地站在了维护人民币稳定的行列，博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他甚至建议中国也组成一个高阶官员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告诫华府说我们有几项经济政策希望美国也能配合中国一下。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正直的学者如何为人民币辩论。

　　麦金农：首先，我认为，中国实从1995年到2003年行的固定汇率政策($1=￥8.28)是很成功的。中国汇率政策的成功是有一定的货币基础的，近几年，中国的货币总量(无论狭义货币还是广义货币)，数量增长很快，而名义汇率却可以保持不变。在东亚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如果美国的经济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负责的话，中国固定汇率应该是会更有效的。有一个微观层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的汇率是非常有效的，即人民币目前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则不可自由兑换，这使得没有有效的外汇市场供外资进行外汇对冲。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原因，使得中国的固定汇率到现在为止非常成功，即中国的价格上涨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在10%左右。因此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说像中国有很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它的汇率应该不断升值。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现象和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的经济现象差不多，当时日本也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它的工资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日本在这一阶段就始终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事实证明并没有出现不均衡现象。同样的道理，中国也不需要在短期内升值它的汇率。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经常性项目处于盈余状态，但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则出现赤字，从多边贸易角度上看，并不存在贸易不平衡的现象。美国希望中国以及其它东亚国家货币升值，事实上是为了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多经济学家在谈中国时，都使用弹性模型，即如果一国将其货币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会变得昂贵，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变得便宜，最后就会出现国际收支盈余下降的情况。这个模型听起来让人觉得有道理，实际上是错的，特别是用于开放经济体的时候。简单举个例子，1971年，日元对美元是360对1，1995年是80对1，这是很大的汇率升值，但日本对美国经常性项目盈余只减少了一点点。东亚大部分国家都是高储蓄状况，表现在出口大于进口上，而美国则属于低储蓄的国家，需要通过出口小于进口的手段来弥补储蓄不足的情况，向高储蓄的国家借贷。所以说美国的根本问题是储蓄不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改变这个问题，来改变进出口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我看是不可行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最合适的政策就是维持原来8.28：1的中心汇率不变，在这个中心汇率周围保持一个1%到2%上下波动的区间。 当然，这个波动区间不会改变贸易不平衡状况，但通过增加波动区间使得其它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加入到现在的结汇市场之中来。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只维持8.28：1的汇率，没有波动区间，不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任何可盈利的机会，所有结汇任务都落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因此我建议我们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变，同时扩大波动的范围，我认为04年中国经济是有过热的情况，但这种过热 是美国造成的，是华盛顿的政策造成的。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把短期的银行借贷利率始终维持在1%这一很低的水平上，这个水平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这样一种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价格都增长得过快，去年和今年达到30%，这样的现象促成了中国现在的经济过热。去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曾经访华，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政策也是不对的。因为美国采取很宽松的汇率政策，使得中国内部一些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过去一两年中大量释放出他们手中的持有的美元资产，同时境外投资者也做了类似的举动，央行吸收了大量外汇就是这一抛售的后果。为避免游资的冲击，中国银行可以提高它的基本法定准备金率，帮助冲销外资通过外汇市场流入中国市场的影响，目前是7.5%，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提高。另外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央行可以提高再贴现利率。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当外汇市场上游资充斥时，政府迫于压力必须干预外汇市场，从而使得本币升值。这样的现象我称为“美德悖论”，或者叫“受挫的美德”。东亚国家通常具有高储蓄的特质，这样所谓的特质在19世纪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另一方面是受挫和两难的举动，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高储蓄会带来货币的升值，导致失去国际货币竞争力，失去贸易和商业的竞争力；如果不升值，美国可能对你进行贸易制裁。所以，这也可以称作“高储蓄的两难”。我认为对东亚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汇率稳定，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所有东亚国家联合起来维持汇率的平衡，在一个联盟下合作，这样东亚经济可以远离美国内部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但东亚货币合作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选择该地区的货币基准呢。各个国家的财长需要好好谈一下，开一个会研究一下到底哪种货币适合做货币基准，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出某一个结论，用日元或者人民币作为基准货币，这样的结论从政治上看可行，但是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日元一直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日本国内有通货紧缩的情况，这样使得在90年代以来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动，已成为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济被陷在这个陷阱里很久了，我们不希望东亚地区国家用它作为货币的基准，然后进入这样类似的情况之中。在中国持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现在还要发展内部的资本市场，这样才能为未来人民币在国际化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基础。

　　最后，我建议中国有可能的话组成一个高阶官员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告诫华府说我们有几项政策希望美国也能配合中国一下。首先，可以告诫格林斯潘说美国的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银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维持在1%的水平上。然后再跟美国的财长和商务部长说，不要继续压迫我们升值人民币了。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很多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相近的，当时美国的内部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场经费不足的战争，这样197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其它欧洲国家和日本施压，迫使他们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虽然汇率政策有变化，但美国仍然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改变，还是放松的，造成70年代整个十年都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困扰着美国。如果中国政府可能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华府，给他们提到我刚才讲的东西也有警示作用。

　　1948年人民币诞生的时候，国际上几乎没人注意到它，何时开始，这只默默无无闻的“丑小鸭”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了呢？人民币应该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听听黄达教授的“人民币的风云际会”。

　　黄达：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我代表不了整个中国人，只是说说中国教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人民币它面对的大形势，这个形势就是它面对着一条宽阔但绝非平坦的道路。改革26年了，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得到世界上的承认，承认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市场经济，这是不可逆转的。就如同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通过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不可逆转一样。它也是一个时日问题，而且不会太久的。我们要看到，中国和世界还有摩擦，民族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速度的取向，再加上100年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问题必然会造成中国和周围世界还存在摩擦，甚至严重的对抗。人民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发展，只能是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这就是人民币前进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日益被世人关注。人民币是在1948年年底发行的，当时几乎没有人关心它，在国外也可能有人关注，那也不过是关注中国特殊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怎么治理问题，以后是研究中国的隐性的通货膨胀。改革以后，国际对人民币开始关心了，这促成1994年我们的外汇体制改革。同时WTO和IMF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于是在96年，我们提前四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的允诺。人民币关注真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这里面包含三大问题：一是汇率问题，二是完全可兑换问题，三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问题。确切地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对人民币加强关注了，但根本原因在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周转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问题是汇率问题，人民币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这个压力从改革开放以后就存在了，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尽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现象)，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人民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不仅来自国际，也有国内的压力。进入新世纪后，贬值的压力还有声音，这时候突然之间又转为升值的压力，这个压力应该说主要是来自国外，这个压力跟过去的压力不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政治的外交体。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汇率的压力，已成反映国际经济气侯的晴雨表。对此不要被人吓住，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应该坦然面对。前几年，IMF把中国划入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但中国政府从未这样提过，我们一向是这样说的：第一我们坚持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第二，这是我自己理解的，针对一定的具体时段，对于汇率做具体的处置。现在做的汇率目标的具体处置，就是跟美元挂钩，同时对于汇率的浮动幅度，我可以从万分之几扩大到万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也有人主张万分之一百，同时目标钉住美元，也可以钉住除了美元以外的欧元，这样进行处置是我们中国自己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力。从长远看人民币的升值是必然的，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收入之间几倍的差距必须逐步缩小，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经济越发展，老头老太太说货币不值钱，货币不值钱，货币对外对价比例越来越提高。如何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把我们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结合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问题，说简单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允许国际游资，自由输出入，这是最关键性的标志。我曾说过中国的资本市场太小，容不下国际金融大鳄在此自由戏水。现在股市汇率都有一定的炒作空间，完全可兑换必然包含危险。蕴含危险并不代表说危机就一定会发生，风险的危机是可以防范的，但风险本身是不能防范的，当然我并不是提倡风险无害论。只要一个经济体有活力，就会受到金融风暴的袭击，过后会显示出勃勃生机。风险怎么样，研究风险管理，化解风险的课题，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制定政策很难有一个理论根据。当然，一个市场经济是不是实行完全可兑换，取决于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但完全可兑换货币本身就是一个构件，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构件，就如同我们现在房子必须装水暖燃气，不管投资多少必须要有这个，没有这个不够现代入住的条件。问题在于选择兑换的时机，主要是一个决策艺术，我们要了解完全可兑换国际舞台是什么样的舞台，明确如何自我防卫；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跳高和拳击可以同台献艺，我们不是强国，所以我们要有自我防卫的手段，保留自我防卫的条件。

　　第五个问题人民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中国经济保持现在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货币的俱乐部。走向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是一个好事，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国际的责任，我们应更多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考虑我们对政策和周边国家和整个全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摩擦，有哪些是可以多赢双赢，有哪些是摩擦。同时更积极进行协调和合作，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亚洲地区货币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开了一些会，都表达了货币协调与合作的意向，这是必然的趋势，但过程不可能快速而顺畅。至于欧元模式，我对欧元模式信心不大。我们亚洲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王室可以互相通婚，把外国人请到自己那里当皇上，在亚洲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几个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历史传统，还有一个货币盟主的问题，在欧元酝酿过程中，哪个货币当盟主这个问题不清楚，最后只有一个欧元，到了亚洲，就是谁当盟主的问题，日元当盟主还是人民币？在亚洲会议上肯定要谈盟主的问题，已触及这个问题所有议案都会被搁置。对于亚洲货币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还没有想通，我还讲不出来(大家对黄达教授的坦诚报以热烈掌声)。我不赞成“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这种提法，不要总想自己是“老几”的问题。所以我说人民币会进入国际重要的货币俱乐部，但俱乐部里面究竟有几位，就两位，还是有第三位，第四位，这值得考虑，但不能把追求老几作为政策目标。最后是乐观前瞻，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人民币是一个积极因素，其支撑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我感觉最根本的内在的动力在于我们民族经过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整个民族的自我重新定位和自信的建立。融入国际体系的人民币也会经常处于摩擦矛盾局部对抗之中，这是常态，不要过分大惊小怪。当然，在摩擦矛盾对抗之间，人民币有可能会遇到前进中的障碍，通过不断缓解摩擦，克服摩擦，应对压力，转化压力，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人民币必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际的经济合作，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结语：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功模式，人们本以为，西方与东方两种模式在人民币这个平台上能够对阵，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位货币金融学家空前的一致。一方面麦金农教授横贯东西，作为西方的金融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和货币问题表示了深刻理解和关注，以及热情的支持；另外一方面黄达教授纵贯历史，用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迎接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币的征程上要保持冷静，保持策略，保持信心。

　　插文：

　　黄达： 1925年2月生，天津市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46年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学院财经系，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作为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其研究领域涉及货币银行理论、物价、财政及综合平衡等问题，主要论文收集在《黄达文集》以及《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中，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1年，与1999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构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　　他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麦金农教授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经济学家。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压抑的危害，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麦金农教授对于国际区域货币汇率安排也造诣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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