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经济：存在即合理？

　　牌照并非电信独有也并非中国才有。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各个国家都会实行严格的监管和准入制度，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护本国民族经济。但问题是，当国家经济体制尚处在特殊时期，牌照也成为稀缺资源时，利益已经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

　　牌照并非电信领域独有

　　2002年底，全国政协委员、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将他准备了一年之久的《商业领域过度开放报告》公布于众，这一被称为“炮轰中国零售业”的举动在当时震惊了国内外。报告指出，外资在零售业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并将外资违规进入上升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呼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惩戒，该报告最终引起高层关注并获得了肯定批示。

　　张宏伟认为，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争得了有限的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期，政府要在短暂的保护期内尽可能给中国企业赢得时间、创造均衡竞争的经济环境，这是中国流通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国家应在宏观政策层面，对开放服务贸易持理性态度，有计划的逐步开放，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市场准入规则。

　　张宏伟的“炮轰”也让众人头一次在公众场合看到了来自民间的、超出常规的，对“牌照”的最为强烈的一次反应。

　　牌照的普遍意义

　　在金融领域，牌照的审批发放更加严格，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全由牌照说了算；在流通领域，牌照的放开与否至今仍是某些跨国企业的心头之重，前不久风传雅芳将获得国内第一张直销牌照，尽管只是传闻，但也已经让安利坐卧不安；在交通、医疗、教育等公用事业方面，有关牌照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应，因为那意味着巨大的利益。

　　事实上，牌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全球许多国家，牌照仍然是市场准入制度的象征，在某些领域，牌照甚至不可或缺，比如电信、金融和公用事业。对于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国家一般实行严格的监管和准入制度，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尽管全球经济越来越趋向开放、融合，但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废除了牌照制度。

　　比如在3G这样替代性的产业启动面前，通过发放牌照选择有实力的竞争者以及进行技术试验以决定何时上马3G，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一致做法。自1999年3月芬兰发放全球第一张3G牌照开始，至今为止已经有45个国家发出了总共100多张3G牌照。在2001年前后，3G的热度达到了顶点，对未来的憧憬使运营商们既使在面对高昂的牌照费用时也纷纷慷慨解囊。2000年4月，英国在全球首次以拍卖方式发出5张3G牌照，225亿英镑的总价让政府出乎意料；在德国，6张牌照共拍卖了458.5亿美元，平均每张的费用高达70多亿美元。

　　尽管有人认为过高的牌照费和网络覆盖要求让运营商不堪重负，以至于影响了3G在全球的推广进程，但应该承认，国外3G牌照发放的基础仍然是市场调节，欧美运营商愿意出大价钱为牌照买单是由于当地电信市场盈利水平较高，而在亚洲和非洲，同样采取拍卖形式的3G牌照发放就远远不如欧美市场热火朝天。在2001年4月举行的新加坡3G牌照拍卖会上，仅有的3家竞拍者无一出价，导致拍卖流产，最后作为拍卖标的的4种3G频段使用权只能以底价出售给三家运营商：新加坡电信、Mobile One Asia和Starhub Mobile。可见，牌照经济在3G问题上起到的仍然是规范市场，而不是制约甚至阻碍的作用。

　　金融行业同样面临着牌照问题，而在这个行业里需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国家往往通过掌控牌照来实现对金融业的协调监控。以全球第七大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香港为例，银行牌照实行三层分级制度，即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三类银行机构组成，只有持牌银行和有限制牌照银行才可称为“银行”。目前持牌银行136家，有限制牌照银行42家，接受存款公司为37家。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均需取得相关牌照，虽然目前混业监管逐渐在全球成为趋势，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放开对金融准入的限制。

　　而在中国大陆市场，牌照同样是金融业发展的风向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6月表示，将考虑增发新的金融牌照，民营银行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突破口。在金融衍生产品牌照方面，2004年6月，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和日本三菱四家外资银行首次获得交易牌照。目前中国金融业已经通过QFII(合格境外投资机构制)向外资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前不久证监会批准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美林国际QFII投资额度7500万美元。至此，央行已批准的QFII达17家，其中15家获批投资额，合计为19.5亿美元。

　　挑战牌照经济

　　在外界看来，拥有牌照似乎就拥有了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大部分条件，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从形式上看，牌照的确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而从本质上看，牌照不过意味着对某个产业的规范管理和科学经营。极少数时候我们或许能看到，某一个企业因为手中拥有牌照而在业内呼风唤雨、坐享其成，而那多半是一个还未开放的垄断行业。幸运的是，今天这样的行业已经越来越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必须设法在拿到牌照之后找到他们的用户和盈利点，否则拿到了牌照也只能换来一时风光。

　　在3G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不够成熟的技术本身而不是牌照拖住了运营商的脚步。而在另外一个行业—连锁网吧，牌照同样不是决定性的力量。2003年，国内10家有资格经营全国连锁网吧的企业中只有一半拿到了牌照。而在取得牌照的长城宽带、中国联通、瑞得在线、中青和首创网络这5家中，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连锁网吧建设的目前只有长城宽带和中国联通两家。网吧业目前的盈利水平和国家对网吧的加强管理让一部分企业对这个市场望而却步，而在拿到牌照的企业中，也面临着全国牌照在地方省市“落不了地”的尴尬局面。

　　根据规定，拿到全国牌照的企业要在地方上开展网吧业务必须再申请地方牌照，而另一方面，在地方申请经营网吧并不需要全国牌照，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不对等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一些希望在网吧行业大展身手的企业并不看重全国牌照，在他们看来，在大城市高速发展后收购、合并中小城市网吧的路线操作起来更加实际；而对持有全国牌照的企业来说，“落地”的难度和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目前看来，这个市场的复杂程度让牌照有些无能为力，这显然出乎当初发放牌照方文化部的意料。

　　拥有牌照不一定致胜，而没有牌照也不意味着绝对禁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行业很难用清晰的业务来界定，不断的创新让他们借助自身的势力向边缘领域扩张。在赢得了用户和市场的认可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得不承认，牌照问题迟早将不成为“问题”。

　　1995年，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汽车产业，李书福和他创造的吉利汽车成为了首家进入汽车领域的民营资本，今天这个队伍已经又增加了比亚迪、长城、华晨等一批后来者。牌照问题曾经是摆在民营汽车企业面前一道绕不过的路障，而现在它已不再是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小灵通，尽管电信和网通至今都没有移动业务牌照，“无线市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信产部首肯，但这并不妨碍小灵通赢得6000万用户。如今，虽然它作为“固话的延伸”还被禁止漫游和双模切换，广东却已经悄悄上马双模小灵通，长江三角洲则实现了小灵通漫游。

　　1999年下发的“国办82号文”明确规定了电信和广电部门的业务不得交叉，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广电企业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变相参与电信业务，而电信和互联网公司也在内容上涉足到了广电业务。2004年6月，中国网通旗下的天天在线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网上传播视听节目业务资质，中国电信集团旗下的互联星空同样正在申请这一资质，广电和电信的“违规交叉”已经是大势所趋。

　　相互调和的产物

　　对企业来说，牌照是难得的资源，对政府来说，牌照则是调控市场的手段。在有些地方，牌照的确起到了规范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牌照则开始约束甚至阻碍日渐兴起的行业和产业，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这个问题显然很难有一个确定而普遍适用的答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域，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协调，而牌照正是双方调和的产物。

　　不仅在电信领域，在其他产业中，牌照的约束作用也开始日益明显：牌照的拥有者们已经意识到手中的资源如果经营得当将会产生怎样的效益，而牌照的发放者们却还在苦于协调市场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发展汽车产业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声音，上海的私车牌照费用仍然比其他城市高出数倍，甚至达到了首都北京的3倍。上海市面对政府最高层的鼓励政策拿出了自己的对策，那就是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城市通过高价牌照严格控制私家车的保有量。至今为止，上海对牌照的限制仍然没有改变，这或许是牌照经济作为调控手段最有力的坚持。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尽管大部分人在以种种手段绕过牌照的同时抱着“闷声大发财”的心态，但总有一些充满个性和责任感的企业家站出来，对不尽合理的牌照经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声音被认为是来自市场的挑战，但同时也成为政府部门调整牌照政策的重要线索。

　　作为张宏伟2002年“炮轰事件”的后续进展，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于2004年6月正式施行，详细的实施细则目前也正在讨论制定中。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在今年全国流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未来5至8年内，国家将重点培育15到2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地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可喜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百联集团这样的大零售企业集团。

　　一面是利益之争，一面是情理法的冲突。源于有限保护下的适度竞争，却变幻成了寻租经济、以致上下两难。

　　当我们坐以论道，常常忘不了嘲笑那个布票、粮票、肉票的时代，却往往遗忘了那个时代的短缺经济。而在市场极度繁荣，国外投资者纷纷涌入之时，“粮票思维”又重新提上了议事议程。牌照缘于一种不确定的恐惧，先是(现实的)担心太少，后是(虚拟的)担心过多。

　　电信业的手机牌照起源于“审批政策”，原是为了扶植国内的移动通讯产业，但是发展至今，国外巨头该进的都进来了，民营企业还在痛失牌照中嗷嗷待哺。那些美好的初始愿望—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保护国内企业，都演变成了牌照审批、执行、运转中的寻租经济：贴牌的继续贴牌，没技术的照样没技术。

　　这个牌照取消了，那个牌照依旧会竖立起来。牌照已跨越产业的边界，其本身甚至就是一个产业。倒卖资源，越界却又不违法；灰色经济，以存在阐释它的合理性；摆在台面上的政策和现实中的对策同样真实。牌照简直有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泡沫经济的“增长潜力”—欧洲的3G牌照因过于昂贵已损害了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换一个角度设想，如果所有的牌照拿到网上来拍卖或招标，保证过程中的透明和公正，结果又会怎样？没有牌照，天下会大乱？也许会大治？我们似乎不能把视野仅仅局促在这张薄薄的纸片上，更大的背景是，有限制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是否会利于分工？是否会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印度的联合牌照制度就是眼前的一个榜样。

　　无论怎样思考，牌照经济既然无法绕过，也就不必躲避。它是经济生活诞生出来的一种现象，有利也有弊、有长也有短；有的行业需要牌照的庇护、有的行业则视牌照如敝履。对于政府，牌照可以滋生腐败，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和调控手段；对于企业，牌照可以是一种肯定，也可以变为否定；对于消费者来说，认牌照和认品牌一样，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保持服务的质量，然而如果牌照失控，品牌只是损害了企业的声誉，而牌照损害的则是国家的声誉。

　　牌照一张薄薄的纸，牵动的是千万人的心—当牌照经济在中国已冉冉上升为一种经济现象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炙手问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