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芯”比“芯”：中国造陷危机

　　编者按

　　曾几何时，“中国经济威胁论”曾经充斥西方媒体。日本人甚至惊呼，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将打败国际市场上的一切竞争对手，成为淹没世界的“中国祸水”。

　　然而，最近突然又出现了洋洋得意的“控制中国论”。一位日本知名的经济学者著文说，他经过多年的详细调查，认为已经找到了中国这条经济巨龙的致命“七寸”，并且惊喜地发现，中国这个“没有技术力的生产大国的命运”完全捏在日本的手心里。

　　“中国的未来”完全操控于日本。这是耸人听闻么？并非完全如此。

　　“控制中国论”者，并不主张因此从产业技术上掐死中国，也未主张采用经济制裁、技术封锁来破坏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过于坦率地剥开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灿烂光环下所掩盖的危机和中日经济关系的现状。“中国是一个没有技术力的生产大国。”这足以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家汗颜，让中国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决策者头脑清醒一下。

　　将“芯”比“芯”：中国造陷危机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文斗/文

　　造成中国制造业先天性缺失的问题不光出在企业本身，也出在整个产业的战略选择上，当然还有金融支持。

　　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掌控DVD机的任何一项核心专利技术，一台均价500元的DVD，有6C、3C等12家外资企业伸手要钱，每台机需交纳各项专利费20美元。仅2004年上半年，DVD生产云集的深圳宝安区，200多家DVD企业先后有三四十家倒闭，而以传统DVD闻名的先科集团目前负债10亿元，新建的南昌基地生产停顿。此外，著名的金正(集团)也已陷入危机。

　　警报已经拉响

　　同样应该拉响警报的是电视机行业。

　　70年代兴起的我国国产电视机品牌和生产厂家，如天津产的北京牌，北京产的牡丹牌，上海产的金星牌，南京产的熊猫牌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依靠组装加工生产的长虹、康佳、海尔和后起的创维、上广电、TCL等长驱大进，使我国的电视机产量能达到8000多万台，占世界彩电生产总量的75%以上。

　　同DVD生产厂家一样，传统的三枪彩电显像管电视机生产已从高利润率变成微利、无利乃至亏损生产。到2003年，传统彩电21英寸机的市售价格已跌至1000元以下。不少企业正全力转产高清晰数字、背投和液晶显示的大屏幕三大新主力产品。但我国企业同样不掌握三大主力产品生产的任何一项核心技术，从生产线到主要部件全部依靠国外，厂家主要依靠价格大战争夺市场，在高进低出的重压之下，企业经营非常困难。

　　同样的事例在我国制造业各行业中比比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起步和发展水平，当时几乎是和几个主要先进国家同步的。但到了芯片主导IT产业发展的今天，中国却没有几项生产高端芯片的核心技术。如果去掉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芯片生产厂家，几乎没有能称得上国产芯片的生产企业。

　　机电行业是如此，纺织、服装、食品工业也大体如此。

　　如方便面，中国一国生产和消费的方便面比整个亚洲还多，但主要是日资、台资、港资、新加坡、韩国的企业或者与他们的合资、合作企业。再如服装行业，在美国市场、日本市场，中国生产的服装大约占据40%—60%的市场份额，但这么大的出口服装，主要是中低档服装，且主要是三来产品：“来料、来样、来牌(品牌)”。中国多数服装厂家只能收取低微的缝制加工费，“三来订单”一停，工厂立刻就会倒闭。

　　根本性缺失

　　说到高科技，说到核心技术，中国有几百万的高学历科技人才，有几十万人的海归派，有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航天科技，特别是成功发射的载人宇宙飞船。为什么做豆腐做不过日本人，缝制一件衬衣也要依赖日本人呢？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要问一问现在一些企业的老板，你的企业用了多少资金搞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了多少人才搞研发。

　　有这样一件事例。 1985年前后，美欧日等世界几个主要科技发达国家都在主攻数码技术、超导技术和高清晰高保真电视机、移动电话、因特网技术等。据当时公开报道的消息称，在超导技术和高清晰电视技术两方面，中国科学家拿出了能与美欧日并驾齐驱的科研成果。其中，高清晰高保真电视机技术是可以很快进入商品化的应用技术。

　　当时，日本的NHK(日本放送协会)攻克了1020 条扫描线的制造技术，并生产出了样机。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也同样研制出了1000条扫描线的高清晰电视应用技术。科学院这位科学家背着这项发明创造，找了几家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去卖这项技术，并答应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可是没有一家厂家购买这项技术。

　　责任在谁呢？谁都没有责任。这是因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商品化上市，是一个长长的科技转化的河流。越是技术密集度高，前卫性越强，研发过程越长。中间又按顺序分为若干个区段，包括主打产品的定型和功能实验、检测，拟上市产品的试生产和试销，都是由企业的研究所在研发的后期阶段完成的。尤为重要的是，新产品一旦定型，有关新产品的制造技术和生产技术也已经形成。

　　因此，企业研发成功能主导市场的新一代产品的同时，还可产生新的制造设备和新的专利。新产品正式投产，才进入工厂生产阶段。也就是说，工厂只是企业的一个最下游的生产单位。工厂只是在新的生产线上按照新的生产工艺，生产出质量合格的成品而已。在此前，一个新产品从原创到中试到商品化定型这个长过程，都是在研发这两个字中进行的。

　　上述事例，不是技术转让费的问题。即使是无偿转让，工厂照样没法接受。因为工厂没有能制造高清晰彩电的制造设备，没有生产工艺。就算是能试制出几台样机，社会上没有相应的卫星传输等与之相配套的影视发射、接受设施相配套，这种新产品也没有人敢买。即使这两方面都有，高清晰电视机高昂的售价，当时中国的收入水平，个人也买不起。

　　这就是新产品定型之后，为什么要有一个试产试销的过程。这也是研发的过程，只不过它所要做的是对产品选择战略、商品寿命、商品价位和销售战略的调研。

　　并不是先进的技术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殊不知已经研发出来的专利和专利技术，大多数都被尘封在专利局的柜子里的。更有的企业要花巨资买断别人的专利技术然后把它封死，以保护自己的新产品。

　　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都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投资设厂，增加、扩大或更新设备生产可以上市、可以出口的产品上，而没有或几乎没有新产品的研发。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过几年就陈旧了，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只有一个季度，半年，三年五年的商品寿命。如服装，一款时装的寿命只有一个季节。电视机、PC机的商品寿命大体在3年—5年。

　　因此，没有高投入的自主研究，没有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只抓末端产品的生产，其结果，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DVD行业的危机。

　　日本是怎样做的

　　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视科技研究的国家，提出“科技立国”，也是科研投入最多的国家，科研开发的资金投入高达整个GDP的3.5%。美国是2.7%，我国不到1%。企业自身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更高。如松下、索尼等6大机电企业集团，平均每年的资金投入占整个营销额的比例为3%—5%，松下最多5%，索尼4.9%。

　　其实，现在日本和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最高端的数码影像产品，大屏幕电视，无论等离子、液晶还是高清晰扫描线机，大体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研发出来，并已定型的产品。可见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力之强，技术积蓄之深厚。

　　从国家级范围来讲，日本实行的是产、官、学、研四体合一的科研体制。产就是企业，包括风险企业；官就是政府所属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学是大学的研究机关或专家、教授；研是社会上独立的研究所。

　　方法无非是共同研究或委托研究以及相互之间有偿的技术转让。当然也有分工。如国家出资设立的研究院、所，重点在于基础研究，企业着重新产品的应用技术研究，大学的课题研究主要取决于经费来源。使用国家资金的课题，主要是基础研究；由企业出资委托的课题主要是新产品源头的基础技术的研发。独立的研究所也是如此。官方组织的联合攻关则主要由政府出钱。风险企业虽然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中小企业，但由于风险企业主攻专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国家不仅给予法律政策上的保护和支援，而且大量投入资金。

　　从日本的企业来讲，首先是高投入。从制造业整体来讲，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平均为年营业额的3.5%。制药行业最高，为15%—20%，个别企业达26%。日本的大企业集团或大企业，几乎无一例外设有专门搞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研究所。

　　其次当然是科技人才的密集。像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井深大等人，他们是企业的创始人，同时本人又都是搞科研搞技术出身。

　　日本第一台半导体，第一台彩电，第一台摄像机，第一台数码照相机，都是索尼公司率先研制出来的。集团内设四个研究所，从中央研究所到第四研究所，就是从新技术的基础研究到新产品上市的一个长长的中试研发流程。如数码技术，从荷兰买来这个专利，到生产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影碟机，全是在这四个研究所中完成的。最后是社会协作。如委托国内外的包括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进行课题研究，派遣技术人员到国内外大学去留学，或进行课题研究合作，与相关联的中小企业包括风险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如出资资助对方进行专项技术或专项生产工艺的研发，收购其研发成果或部品、配套的原器件产品等。企业同行相互之间的技术转让等。

　　前段时间，北京的国际汽车展可谓十分火爆，但与东京的汽车展相比，光景完全两样。东京汽车展是专业人士获取最新的经济和技术情报的天堂，而北京的汽车展像个闹哄哄的庙会。其实，造成中国制造业先天性缺失的问题不光出在企业本身，也出在整个产业的战略选择上，结构布局上，当然还有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