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中国进入现代化的瓶颈 父权阶层兴起

　　见习记者 王立侠 北京报道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的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引起各界关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2012～2014)，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会有一个跳跃式扩大，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大幅度减少。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8月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鸿儒轩中，《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主编、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就《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的若干问题，诸如中间阶层、父权资本问题以及农民阶层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父权阶层兴起

　　《21世纪》：此次《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重在追问“谁是怎样得到的？”这一命题，对这样的命题，是否可能有根本性答案？

　　陆学艺：对于“谁是怎样得到的”这一命题，重在探讨社会地位流动的过程，譬如一个农民子弟，要想改变农民地位，获得现在既得的地位，就必须通过诸如考大学、社会流动等手段获取。在中国现阶段，通过教育方式进行流动，是一个常用手段。

　　目前对于农民的不公，最主要的就是起点的不公平。如果农村小学教员的工资都发不出，那么农村的教育怎样保障？我们说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构公平，同样的孩子、同样的智商，如果就读的小学比较好、中学比较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山里面的孩子，连九年制义务教育都达不到，又怎么能进入更高阶层的流动？这样的过程必然影响到以后的一系列结果。

　　我们讲“谁得到了什么？”“谁是怎么得到的？”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条件下，父母地位的不同，以及后来所受教育的不同，都会有“谁是怎样得到的？”不同结果。

　　《21世纪》：你提到，在中国现代社会，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于这一阶层的权力倾向你怎么看待？它的存在，是否会影响政策决断的执行，并使得不公正社会倾向现象发生？

　　陆学艺：这一现象，不光我们存在，国外也一样存在，但没有我们这么特殊。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你的父亲职业是什么，教育背景是什么、社会地位是什么，那对一个人的出身有影响。譬如说你的父亲是农民，也就是你还是农村户口，那么可能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完成不了。在这种状况下，生长在干部家庭中的子女，即使在县城，他们也能受相对较好的教育。这样，在14岁以前，人的出身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以后受教育的不平等，由此，干部子弟更容易当干部的客观条件就更充分。

　　这一现状也说明，社会结构的不公平，不利于国家向现代化进展，这一点，应该改革。现在当然社会已经在流动了，但是还未达到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最起码一点，就是要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而现在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结构也不公平，干部子女成为干部机会的2.1倍就出来了。这种比率如果达到更高的度，当然会影响政策的决断、执行，并使得社会不公正现象发生。

　　《21世纪》：你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指出：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危害该如何避免？

　　陆学艺：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形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如果国家要想往现代化迈进，那么就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改革。

　　中间阶层的比例应该是25%

　　《21世纪》：仅从人员流动机制而言，中国现在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模式？

　　陆学艺：如果现在社会实现真正的流动，那么我们的现状要好得多。但我们现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是不协调的，说到底，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模式。

　　《21世纪》：应该缩小的阶层，如农民；应该扩大的阶层，如社会中间阶层，都没有达到现代社会应该有的比例，那么这种比例大体合适应该是多少？形成现在这种该缩小未缩小、该扩大未扩大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陆学艺：这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现代化国家人员构成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在我国，按户口统计，实际有70%多的农民。如果下一步改革户口制度、打破城乡的二元差异，那么我们的城市化率可达到50%左右。到2020年，假如按人均3000美元计算，那么我们的农民阶层比率应该在25%左右，这样的比例对于我国而言，比较合适。而现在中间阶层的比率是15%，较为合适比例应该是25%左右。目前在我国，该扩大的没有扩大，该缩小的没有缩小，形成现在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就是体制问题。

　　《21世纪》：你提到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陆学艺：社会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倾向，这些年来，是慢慢一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件好事。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集聚，在国外本来就是一致的，在上层，这三种资源同时建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向，有利于社会向上走。

　　《21世纪》：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陆学艺：我们现在慢慢迈进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从农村改革来的。在当前10个地位序列中，干部是第一位，工人是第八位。最底层的排位依次是农民、然后是农民工、工人、各级工商业者，这种位置的排序我们调查了好几个月，不是用脑袋推出来的。我们调查人家，怎样分层？第一有权没有？然后有钱没有？有文化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种分配上的不同，导致阶层地位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进展、社会在进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就是往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上靠拢，对于国家的稳定，有好处，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在国外，白领比例高，那他们的职业结构就是高级化的。

　　农民的终结

　　《21世纪》：你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说，1997年以后，占人口44%的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转变为一个地位较低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这将会给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怎样的阻碍？

　　陆学艺：这一农业劳动者比例状况、地位状况暂时不会有所改观，至少30年不会。中国的农民，如果不走规模经营、产业经营，那就不会有出路。国外有一个说法，叫“农民的终结”，我们现在的小农经济肯定在现代化社会没有地位。国外并不是农民消灭了，而是小农经济没了，他们没有农业税，而是有产业税。将来如果要消灭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30年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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