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释怀的权杖

　　人生就像一杯沙漏，从上往下看，你所拥有的东西每一刻都在一点一点地减少，直到什么都没有剩下；但只要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其实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慢慢聚积……

　　有的时候，没有选择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管在“皇储”接班的问题上费尽苦心，一些企业家可能还是会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让他们难受的了。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中国的企业家不会交出手中的权杖。如果不是更不得已，中国的企业家绝不会考虑将企业交给外人来打理。然而，当子嗣们明显并不适合或者对继承家业不感兴趣的时候，富豪们便不得不痛苦地考虑：到底该把企业交给谁？

　　1971年，一手打造出保时捷这一顶级轿车品牌的波尔舍家族全部撤出保时捷公司管理层，只在监事会保留2个席位。当时，他们拥有公司100%的原始股和13%的优先股。无独有偶，32年后，世界顶级缝纫机企业贝纳通的当家人卢恰诺.贝纳通也宣布他及其家人退出公司的管理层，而把接力棒交到47岁的CEO西尔瓦诺.卡萨诺和他从菲亚特带来的团队手里。

　　在波尔舍和贝纳通们看来，企业的发扬光大比是否由“自家人”掌控更重要。只要企业发展了，谁来决策还不一样？

　　下面的2组数据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家族所有并经营的企业占全世界企业总数的65%以上，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以上都是家族制；全球范围内的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只有13%的企业能够传到第三代。

　　2组可以推导出完全不同结论的数据，也许我们的企业家更愿意从前者去思考问题。其实，家族制本身无所谓好坏，第二代继承父辈的家业，于情、于理、于法，都无可厚非。然而，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当第二代已经没有可能继续掌握对企业的核心控制力的时候，选择家族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来操盘企业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尹明善定下了“百亿力帆，百年力帆”的目标，但是他的女儿还小，儿子对企业经营的热情并不很高，他自己似乎也不太想当董事长；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24岁的女儿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光电子方面的硕士，对企业经营也不太感兴趣。王也表示：“我不会安排她到我的公司里来，她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的孩子到一家很小的公司去打工，对老爸一手创立的庞大家业，似乎也并不感兴趣。

　　“家族企业，不一定非要由家族来经营，子女只要继承我的股份就行了，其他的事交给职业经理人来处理。”无奈之下，企业家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另外的选择。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这个问题上很想得开，他甚至发起成立了一个“败家子基金”。基金由集团的原始股东出钱设立，集团高管的子女原则上都不在公司工作，让他们在外面打工，确实优秀的，再聘请回来。对于那些不成材的“败家子”，就由这笔资金照顾他们生活。

　　很大程度上，中国企业家不愿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是因为国内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成熟，职业经理人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而传统文化中“掌柜”对“东家”的谋权故事更让他们无法安心。因此，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盛行的“经理资本主义”就很难在国内开花结果。

　　“中国的企业家并不狭隘，只是太执着。不是对财富，而是对财富的把握。”

　　在这种情况，一些富豪便采取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将公司大部分股权出让套现，只留下很少的一点股份。有了这笔钱，子嗣们既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也能够一辈子衣食无忧地活着。但真要这样做的时候，富豪们的心里又充满了莫可名状的伤感：家族的荣誉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企业本身是一种经济组织，它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遵循经济自身的规律。因此，企业家大可不必执着于企业的姓氏。而财产权和企业控制权的适当分离也并非就是坏事，关键就在于，这样做是否能实现企业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是否让组织本体更具活力。

　　2000年5月，亨利.福特的曾孙威廉.福特凭着家族在公司中拥有的13%的股份，再次成为福特公司的当家人，福特家族在阔别管理层60年后终于再次执掌企业大权。当初福特家族退出亨利.福特一手一脚打造的企业的时候，何尝想到会有今天？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学学他们，信一信“经济学进化论”呢？

　　其实，人生就像一杯沙漏，从上往下看，你所拥有的东西在一点一点的消失，直到什么都没有剩下；但只要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消失了的东西，其实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慢慢聚积……

　　有的时候，没有选择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