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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中华工商时报》近日报道，参加浙江省公开选拔副厅(市)级、县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竞聘的10位民营企业家全部落选了。此事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想。我想，比起追问落选的原因来，这些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要“弃商从政”，可能是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问题。
对于个人而言，“弃商从政”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在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中，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想施展更大的抱负。另外，政府的“广纳贤才”，或许也是吸引10位民营企业家竞聘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悉，浙江省此次面向包括民营和外企管理人员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人士公开选拔副厅(市)级、县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在全国尚属首次。而为了给民营企业家创造准入条件，这次公开选拔对他们设定了比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低的门槛。不过，一下子有10位民营企业家想“弃商从政”，我们就不能不问问为什么了。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弃商从政”反映了目前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还不是很理想。十六大虽然确立了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但经济生活中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民企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国企还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在政府垄断和半垄断的行业，民企基本上很难进入；二是融资环境。目前民企普遍缺乏金融支持，获取资金的渠道相当有限；三是法制保障。在政策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一些执法部门，比如工商、税务等，常因一己私利，损害民企的权益。
以这次宏观调控来说，虽然并不是针对民营企业，但民企也很受伤。那些为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而向金融和重化工业领域拓展的民企，在此轮宏观调控中，许多不能全身而退，成了地方政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牺牲品。另外，近年来富豪频频出事，可能对民营企业家也有些影响。
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不如意，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目前政府的公权力还过大。改革虽然已经25年，但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处于主导地位，官员手中还掌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和行政干预权。这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看出来：一般的商品价格和某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已经放开，但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初步形成，但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尚未完全摆脱“投资主体”的角色；虽然大量削减了行政审批权，但在部门利益的诱导下，有些重要审批权控制得更严，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等等。
当官员手中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当官”成为一种风险很小但收益颇丰的职业时，面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种种不顺利，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即使只为保护自己的企业不受到损害，有条件弃商从政，岂有不为之理？何况我们是官本位国家，很多民营企业家心里原本就有浓厚的当官情结。
事实上，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一直是在权力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对权力有着天然的敏感。因此，民营企业对特权具有强烈的投靠动机，也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家“弃商从政”，就值得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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