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怀风波说明大学也要打破垄断搞竞争

　　■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甘德怀北大考博一事，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议题。但是，过多地就事论事容易掩盖更本质的教育问题。

　　笔者此前指出，美国的博士录取有一定之规，但核心精神还是导师说了算。以中国 大学目前的诚信度，如果原封不动移植地“教授治校”，很可能会导致种种腐败。因此，保持学术界的廉洁公正恐怕还是当务之急。

　　但如何避免学术腐败呢？中国的古代传统提供了有效的办法：科举制度。古代科举一般来说制度很严、执法很厉，甚至有因徇私舞弊而被腰斩者。中国大陆在1979年恢复高考，基本也是采用这一制度的精神，大家竞争大体还算公平。

　　但这种廉洁的制度有其代价。要防止腐败，制度就得定得很严、很死。最后科举制度把中国读书人的精力全吸引到八股文上来，很难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反观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这套公平的制度，但社会思想活跃、人才辈出，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以比我们小得多的人口，培养了一代堪当大任的精英。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出路在哪里？是回到科举式的制度？还是走向美国那样更加灵活的制度？或是有什么第三条道路？

　　对这一问题，笔者不想冒充有答案。但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为什么教授说了算的制度，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却不行？

　　说到底，保持学术廉洁的最好办法就是学术竞争。而要竞争，就得搞私立大学。试想，如果朱苏力用自己的钱开个私塾，他收或不收甘德怀都不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美国一流大学的主流是私立大学，实际上就是放大了的私塾。学校的经营必须严守财政纪律，不能盲目大招博士生。同时，私立大学靠民间的资源，缺乏垄断，即使一流大学，也有许多所。相对而言，招博士的地方多，但每个地方招的人却很少，即使是名校名教授，有时和别的学校抢起学生来也不遗余力。

　　竞争带来了几个后果：第一，教授的学生少，就必须保证在有限的学生中出人才。于是，教授拿招收博士生送人情的本钱就少多了；第二，学生的选择也多，你不要我，我有本事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即使一个地方不公平，也不可能处处不公平；第三，由于没有垄断，竞争激烈，谁的博士课程不行，学生没有出息，谁的学术声誉就会受到损害。

　　我们则恰恰相反。虽然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登堂入室了。但在教育上，我们对北大、清华这样的“国有企业”还嫌其不够大，还要国家大量输血。这样一来，资源人为地集中，别的学校难以与之竞争。而名教授进了名大学，几乎就有了垄断地位。因为一方面学生没有别的地方去，都到他们名下来“跳龙门”；另一方面学校也有的是钱，博士生可以较随意地扩招，用博士生送人情的本钱也多了。

　　过去的科举为什么那么严、那么死？就是因为权力太集中，制度一松，各种腐败就自然滋生。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就是不通过市场而通过行政手段来集中教育资源，使北大、清华的教授获得了不受市场挑战的权力，从而形成了腐败的制度基础。结果，我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不情愿的抉择：要么回到科举，要么放任腐败。

　　相反，如果国家不支持北大，而是把北大一分为几所大学，让他们自负盈亏、平等竞争，结果将如何呢？显而易见，那样一来，一个小大学的教授也许只能有一两个博士生，而且还得面对许多其他学校的博士生的竞争。你就算让教授说了算，他会拿着这个唯一的名额送人情吗？这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各路高手，在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为了续自己的香火，再大的大师也要走遍天下找个好徒弟。

　　据说北京的一个英语学校“新东方”声称要成为“东方哈佛”，被一位北大教授讥之为“不懂教育”。吃着皇粮讥笑民间学校当然容易，但如果我们的社会不给大大小小的“新东方”们发展成“东方哈佛”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不懂教育。

　　本期专栏作者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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