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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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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对经济学家的职能议论纷纷，无论是一些经济学家辞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还是一些经济学家与某些集团的利益关联问题，这些事情都引发了社会关于经济学家良
心的大讨论。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人都能找出一套赞同或反对之理由，但是，对经济学家的良心，有没有一般的社会评估标准？这标准又是什么？谁是谁非，如何来断定？当一个社会失去了一般的价值标准，当一个社会对一些问题或事情不能够形成共识时，这个社会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也将导致整个市场交易中的高成本及低效率。因此，对国内经济学家的良知讨论，已经成为一个有必要厘清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社会所认为的经济学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二是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三是经济学家的道德人。
所谓传播经济学知识的经济人，它们基本上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他们以自己的约束条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于这样的经济学人，为了个人的生计，为了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没有多少理想或抱负，故而也不能要求他们有多少经济学家的良心，只要他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社会的基本规范，社会就应该允许他们的个人作为。他们可以去传播经济学的知识而获得一份工资，他们也可以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成为其集团经济的代言人而获得利益，甚至于他们还可以通过运用个人的知识寻找制度之缺陷或不足来谋利。对于这样的经济学人来说，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分子，他与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希望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谋利。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民众也许就会心平气和了。因为，这些人本身也与我们社会中的一般民众没有什么两样。而我们的民众之所以会对这些人的作为高要求，问题就在于没有把这些人当作普通的经济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经济学家了。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不仅纷至沓来的事件让民众目不暇接，难以认知，而且事件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人们仅以传统的观念或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件或问题，那么人们的认知是无法走出其思维困境的。比如，在转轨经济过程中，以往冷眼旁观的学术群体，纷纷傍巨商、傍官员，他们或“下海”，或“坐船”，或是“在水边钓鱼”，他们都成为或者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把这些经济学人当作经济学家看待，你可能会心口堵得慌，你可能会质问这些人的良心何在。但是，如果你把他们当作一般的经济学人，当作社会中一个行业的逐利者，那么，你又怎样去指责其自利行为呢？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把这样一些人当作代表社会利益的经济学家，而是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普通人，他们的言论与作为只能自负其责，因此，不必太关注他们的作为，更不必关注他们的言论。对这些经济学人，他们除了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外，经济学家的良心也就无从说起。
第二种是经济学中的技术人，也叫做经济学工匠。这些人专门注重经济学的技术性问题。经济学工匠也如经济学人一样，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但他们在多数时候也是一个经济人，只不过他们更关注如何通过某种技术方式把经济数据与经济现象条分缕析地梳理好、解释清楚，以便客观地反映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什么，以便为经济决策者提供一些所参考的基点，以便为经济学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
对于经济学中的技术人，他们的行为与判断更少涉及价值判断，因此，也无所谓经济学家的良心可言。比如说，对股市的技术分析，尽管这些分析由于标准与所使用的数据或参数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但由于这种分析的价值中立性，你要从中找到他们的道德良心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才是有良知的经济学道德人。一方面，他们以个人的学术研究来追求对经济事物与经济现象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及真理性，以此来寻求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状态、来预示经济生活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孟子所指的“士大夫”，柏拉图所指的智者，或是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以舍小我而张扬大我，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己任。这样的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会完全摒弃个人基本的生存利益，追求个体之发展，但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就在于如何为社会公共利益鼓与呼。同时，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大我与小我的利益上界限十分分明，不会有任何含糊之处。
当然，受个人知识水平、认知能力、技术条件、文化背景、信息的不对称等限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与理解并非是完全的，甚至有时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良知或价值标准仍然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的。记得早几年，当一些国内上市公司在市场上如日中天之时，有公司曾把从市场圈到的钱向经济学界大派利是，如资助成立什么研究中心、资助什么研究课题等等。当时，确有不少经济学人为这些公司做课题，做研究报告，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数据来粉饰公司的成长与业绩，成为这些公司的吹鼓手。但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样对这些上市公司说我可以给你们做课题但是我得独立判断，得出什么结论完全根据学理与市场逻辑。结果研究报告为公司做了，得出结论却不是公司所要求的，当然课题费也因此不了了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学家的良知，并非每一个做经济学的人都具有。在做经济学的群体中，在不同的层面上，道德要求不同，良心也如此。我们决不可把做经济学的人与经济学家混为一谈，并对前者有过多的不现实的要求。如果我们对此有了区分与识别，就能够为起到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经济学家群体的出现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经济学家的良知也就会自然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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