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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何勇最近接受《求是》杂志的专访时再次谈到政务公开问题，他说，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这次专访经《中国青年报》刊登后，转载于各大门户网站，顿时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这和前段时间审计报告的公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相关联；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政务公开的极端渴望与关注，尽管对于“不属机密者”这一定语的内涵不甚明了，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何勇书记的谈话已经为政务公开拓展出了极大的空间。
政务公开的好处自不待言。纵观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文明进步、政府效率的提高、政府在廉洁自律方面的不断改良，无不以公开化为前提。有了公开化的基础，公众的监督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一向提倡的鼓励群众献计献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作用，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没有公开化为基础，健康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政务公开同司法公开、立法公开一样，都是国家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所谓政务，即是各级政府所办理的行政事务。如果仅从狭义理解，是指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与活动。政府的日常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为所辖区域内的普通公众的利益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对象来说，公开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并不应该存在太多属于国家保密法所涉及的严禁外泄的重大事项。尤其在地方政府的范畴，属于保密的事项一般早已由国家保密机关所确定，其本身的活动多数不应在此列。所以，何勇书记在谈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时，首先提出的就是市(地)级行政机关的政务公开要全面推行。
为什么要首先从地方政府全面推开，其实很好理解：一来，涉及保密的事项少，政务公开少有理论上的阻力；二来，基层政府和日常活动同普通公众的联系最为紧密且最为直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是基层政府，其运作可能越不够规范。因为有太多事务需要在原则之下灵活处理，所以也给政府官员留下巨大的自由意志发挥的空间。长官个人意志经常处于无约束状态之下，所以更需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以利监督。
从前段时间关于审计风暴的诸多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中央部委的违规案件成为此次风暴的重中之重，但好在这些机关的日常工作还有章可循，基本制度还是健全的，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最终总会留下诸多蛛丝马迹，审计人员只要依据往来账目就可以取得如山铁证，令其无可辩驳。但说到发生在地方上的一些重要案件，情况就比较麻烦，大多数案件查到最后都会是一团乱麻，在关健环节上当事人往往采取口耳相传的办法，事发后死无对证，因为在诸多应当签字画押的程序细节当中随便惯了(不排除这种随便是有意为之)，使得这种事后监督往往不能奏效。在出了问题的地方政府部门中，一些必备的法律文件中也多有造假现象，而这些造假现象所以多发，本身也是因为政府的各个部门运作极不规范为其提供了方便。
如果只针对这些问题想办法，可能会有有识之士提出特别灵验的具体解决办法。但怎样才能确保他们事前就有机会进行他们的批评与建议呢？没有别的，只有以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以及立法公开为前提。无论如何这是根本所在。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按照何勇书记所给的定语，廓清公开的范围、拓展公开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找来1989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这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国家法律，其中清楚地列明了总共八项属于保密范围的事项。另外，保密法第十三条规定：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在政务公开要求遇到阻碍的时候，要求了解政府政务活动，质询政府在诸如如何花钱等问题的公民，都可以拿出《保密法》来引以为据，如果听到有人说“该你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也不要问”，那完全可以请国家保密局给出一个清楚的界定。通过这样的质询，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信息就会越来越大，政务公开的空间也可以随之得以扩展。
以地市级政府的政务公开为突破，确实是一个好的工作策略，但可以肯定这不是终级目标。正如何勇书记所言：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我们认为，如果再进一步，不仅这些事项的结果要公开，而且办理这些事项的过程也同样要透明，如果那些能够把真实反映事关公共事务决策的会议纪要以及相关纪录予以公布，或者做到可以随时查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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