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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甘林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这是鲁迅先生在其小说《祝福》中描述的苦命的祥林嫂向众人讲述儿子阿毛被野兽叼走的悲惨情形。由于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女人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直到她说
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声，满足的去了”。
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固然值得人们同情，但再悲惨的故事在人前说多了，人们也懒得听了。因此，往后只要祥林嫂一开口，人们就厌烦：祥林嫂，你又来了……
人的听觉和视觉是需要不断更新的，人们都很忙，谁愿意没事听你这老一套？旧时鲁镇上的人们尚且懂得这个道理，可时光流逝了这许久，有人仍然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着“阿毛”的故事。
7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个长期担任县、市纪委书记并被人们视为“清官”的干部彭晋镛因为腐败落马后，引发了政坛“地震”，中央高层领导亲自批示，中纪委专门开会研究落实中央领导指示，各地各级纪委也就如何加强纪委自身队伍建设和管理监督者出台了许多措施。
应该说，彭晋镛一案很具有典型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原来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人们眼里的“清官”，而且还“典型”在他公然以“有人向我举报你”为名，向被举报者索贿。这一典型案件充分暴露出了我们一些纪检监察者没有受到监督的制度漏洞和对于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缺位。因此，既然中央高层都如此重视，而且还专门开会研究落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就应该具体研究对策，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具操作性的方案，悉心堵塞漏洞，防微杜渐，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可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的纪委也确实重视，也开会研究，但拿出的却是老套的所谓禁令，如纪检监察人员严禁接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保健、娱乐活动；严禁在执行公务时提出不符合规定的接待要求；严禁工作期间饮酒；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严禁泄露工作秘密等。
笔者不是说这些规定不重要，不应该制订，我想问的是，这样的规定不是早在彭晋镛仍在当红的时候就有了吗？说不定，这些规定在他掌权期间就已经被他在大会小会上大谈特谈，宣讲过无数次了！可这些规定管过用吗？这些规定不过是对每一个政府公务员的最低要求，即便不出大案要案，公务员们也不该接受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或者宴请。我们的法律法规和党纪规定中什么时候允许过公务员们在工作时间饮酒、向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自己或亲友私利有关的要求呢？我们党章中不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现在各级党组织不是总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吗？
由此不难看出，在加强纪委自身队伍建设的新形势下，依然拿出这些老套的禁令，完全是官样文章。说轻点，是将严肃的党风廉政建设当做戏，认认真真走过场以糊弄上级；说重点，就是根本没去或不想反思如何进行权力监督？
对于类似祥林嫂式的反思，我们在厌烦其“又来了”的同时，是否也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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