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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人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超大规模的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观察家因为一些数字而茶饭不香、忧心忡忡：“九五”期间，我国年均剩余劳动力为1557万人，而“十五”期间这个人们很不希望看到的数字将达到1878万人。即使乐观地估计，经济增速为7%、就业弹性系数为0.13，2005
年时剩余劳动力仍将达到2167万人。比澳大利亚的全国总人口还多。
今年4月的博鰲论坛之后，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国际经济学研究员、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莫过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两个目标的矛盾。
根据沃尔夫的研究，从1998年到2002年的4年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人民币7.8万亿元增加至10.6万亿元，年增长率为7.8%。而据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这4年间的就业岗位数从7.06亿个增加到7.37亿个，年增幅为1%。
就业增长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额。因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下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不足，导致两个增长率之间不匹配，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就业压力。审视7.8%的经济增速与1%的就业增长率，前者咄咄逼人，后者令人堪忧。
导致就业问题的两个因素恰恰是一对“矛”与“盾”：经济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岗位就会越少，就业压力就会越大。对为人民负责的政府而言，两难面前，不是取舍而是两个都要，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决策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执行的难度也非比寻常。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两难面前，无论怎样取舍、回避，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基数庞大与低层次，以及越来越让人无法轻松的失业率上升的事实。资料显示，19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万个，而1990年代则下降为80多万个。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上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进行的调查，因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造成的待业人数为17%。
专家预测，“十五”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安排就业的人口将达2000多万人，每年供大于求的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500多万。由于既存在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问题，我国的就业压力已经亮起红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理我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优势，但物极必反，劳动力的过剩，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报酬、工作环境、个人发展等自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过剩的劳动力，尤其是劳动力的低质倍增，在制造了中国经济喧闹的繁荣的同时，也在给中国经济制造风险。
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供应链不是很顺畅和健康的基础之上的。庆幸和骄傲之余，我们更该警觉：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将来最大的弱势。中国既已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个经济腾飞的神话，接下来将如何面对严峻的考验？
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哪怕是可忽略不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人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超大规模的问题；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只要除以13亿，就成为相当低、甚至于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如果加快经济发展，提高13亿人口的市场需求，中国的经济就会让世界的经济增长一大步；如果减去13亿人的中国市场，全球就会出现巨大的市场真空。
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最新资料显示：2015年年底，将有至少330万份白领工作和1360亿美元的薪酬由美国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专家预测，白领的全球化浪潮即将到来。这对现已不堪重负的中国就业市场无疑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信息。在今后的5年或者10年内，中国将如何坚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地位？劳动力问题显然是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一道“玻璃天花板”。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难有大作为，社会也将无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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