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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民营金融市场有各种途径，但是并不是随便走哪条路都一样。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放民营金融之前，我们应当睁开眼睛，多观察一下外国的经验教训。首先，开放民营金融绝不能象当年俄国采用的“休克疗法”那样，来个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其结果必然是自毁长城，一塌糊涂。其次，亚洲邻国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在金融体制的选择上，起码有三种模式必须引起我们警惕：
第一，印尼模式。特权介入金融。印度尼西亚有许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在苏哈托家族手中。公子王孙，达官显贵，利用特权，捷足先登。还有不少银行拥有非常明显的军方或者警方背景。在金融风暴之前，这些金融机构肆无忌惮，大量超贷，迅速举债扩张，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大发横财。他们是在印尼制造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根据印度尼西亚商业数据中心的估计，苏哈托家族财产的现值要超过175亿美元。在遭受金融风暴之际，这些特权集团非但不能为国分忧，反而继续制造麻烦。1997年，印尼外汇体系彻底崩溃，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在接受2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前印尼中央银行承诺关闭16家负债最严重的银行。印尼银行总数有300多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要求关闭其中最糟糕的16家，实在够客气的了。无论如何，关闭这些严重资不抵债的银行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可是，在被勒令关闭的银行当中，阿得罗梅达银行的主要股份属于苏哈托的儿子，雅加达银行属于苏哈托的异母兄弟，还有一家属于他的堂弟。这些皇亲国戚们居然胆敢向最高法院控告中央银行，要求最高法院强制中央银行收回这些“明显怀有敌意”的决定。最高法院不敢得罪苏哈托家族，只好允许这些银行恢复营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集团都明白，如果给印尼救援的话，无非是给这些麻烦制造者输血。于是他们纷纷停止向印尼提供救援，使得印尼陷入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结果，在亚洲各国当中，印尼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最重，恢复得最慢。
第二，韩国模式。如果允许大企业介入银行，很有可能出现韩国式危机。
韩国政府为了实现其赶超战略，鼓励大企业和银行合作。韩国政府往往直接规定某些企业生产的特定目标和资金筹措计划。只要企业能够达到政府规定的出口目标就可以取得政策性融资、出口补贴、减免税赋。
同时，韩国政府规定，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由于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了贷款去向。实际上银行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机构，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金融监管机构徒具形式，不能发挥作用。既然政府官员手中的有可能转变为金钱，必然刺激企业与高级官员挂钩寻租。政商勾结使得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上至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前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以及许多政府达官显贵都因为贪污被送上法庭。
由于银行和大企业相互结合在一起。韩国的八大财团，例如：三星、大宇、现代等得到银行大量信贷，低成本的资金使得韩国财阀迅速扩张。为了和西方先进国家竞争市场份额，他们只能亏本销售。韩国前30名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还不到0.5%。自有资产仅18%，绝大部分资产都来自于银行贷款。而银行资产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外债。1996年韩国企业负债情况非常严重。30家大企业的负债比率高达49%。其中，真露集团的资产负债比率达到3619%。最终，这些财阀不计成本的恶性扩张为韩国金融体系埋下了地雷。当金融风暴袭来之机，财阀集团的坏帐迅速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导致无法挽救的灾难。
第三，泰国模式。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门户大开，让外国金融集团进入金融领域，在短时期内确实会造成一种繁荣景象，不过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泰国在九十年代初期采取高度自由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中央银行的许可就可以把从证券交易中的收益汇出国外。在1991年泰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加速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和扩大离岸金融业务，允许非本国居民在泰国商业银行开设泰铢帐户，可以自由存款，借款。允许外国银行直接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并在泰国国内和国外以外币的形式运用。对外国直接投资完全不加限制。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对金融机构不实行外债控制。企业可以自由对外举债。泰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些措施确实刺激了泰国金融市场，促使大量外资流入泰国。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泰国的市场资本总额增加了21倍。平均交易量上升了40倍。泰国的储蓄率由1985年的21%上升为1989年的31%。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88年高达13.3%。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0年只不过700多美元，到了1996年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由于高速发展许多人把泰国称为亚洲经济的第五只老虎。
可惜，在泡沫经济时期泰国引进的外资多数都是短期资本，直接投资项目不多。长期项目投资更少。对提高出口能力的帮助极为有限。大部分外资进入的不是泰国的生产领域，而是高风险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结果，外资流入使得泰国房地产价格飞涨，住房贷款在1989年为1459亿泰铢，到1996年超过了7900亿泰铢。在七年内增加五倍多。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出现狂热，超前消费成风，促成了典型的泡沫经济。
泰国在对外开放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实现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泰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过于迅速。难免鱼龙混杂，出现许多投机诈骗活动。
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从表面上来看，泰国经济相当繁荣。实际上内部早就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难怪泰国第一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相中，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如果说，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的袭击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泡沫经济的重压早就让这匹骆驼不堪承受了。当金融风暴到来之际，外资公司迅速撤离，立即触发了金融危机。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当我们考虑中国开放金融的时候，必需认真吸取邻国的教训：第一，不能让高干子弟或者军队、司法部门来办民营银行；第二，不能让大企业来主办银行；第三，更不能毫无条件地让外国资本进入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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