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财经时报》采访

　　2002年9月20日

　　记者：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二司司长刘士余和他的课题组发了一篇文章“进一步发挥现有的中小银行的作用”。由央行课题组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是不同寻常的。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刘士余课题组的文章，纷纷猜测是否央行在最近会有开放民营银行的大动作。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长城金融研究所倡导的开放民营银行将出现新的突破？

　　徐滇庆：这篇文章确实值得肯定和赞扬。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学者和央行官员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多了。目前在金融系统中有大量的钱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贷不到款，融资渠道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堵塞。央行课题组的报告肯定了“以社区银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主要服务主体”。这在理论上向着创建民营银行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实践证明，国有商业银行不适应于为中小企业服务。股份制银行正在向国有银行靠拢。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问题缠身，缺乏活力。他们都不具有社区银行的基本特征，因此，创建立足于社区的民营银行必然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头戏。

　　刘士余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谈的是“现有”的中小银行，指的是111个城市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并没有包括尚未诞生的民营银行。刘士余身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二司的司长，责任就是负责监管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改进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恰恰是在他的业务管辖范围之内。开放民营银行是件大事，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绝对不是监管二司一家能够挑得下来的担子。因此，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涉及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问题，也是情理中事。

　　记者：刘士余课题组的报告提出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思路，你对此有何评论？

　　徐滇庆：这份报告的重点在于今后如何发展中小银行。报告中有一点提得非常好：“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安全网功能”。世界各国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就没有中小银行。为了给民营银行的建立开辟道路，就必须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通过银行存款保险分散国家单独承担的风险。如果由国家和商业保险机构共同来分担金融风险，不仅有利于降低国家的负担，而且有利于对银行的多头监管，降低银行的坏帐率。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处于自身利益必然会对银行的金融风险实施监督。同时，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也为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民营银行创造了信用基础，使得它们可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和国有银行竞争。

　　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上，用不着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量。从既得利益出发，他们肯定反对。他们的广告中常说，“国有银行，国家信誉”。也不知道是谁同意的，怎么国家信誉就和某家银行联系到一起了。银行是企业，经营不好的企业就有可能倒闭。如果把国家信誉和某家银行联系在一起，岂不是说这家银行无论如何都不会倒闭？既然他们早就有了国家在无形中提供的保险，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出笔保险费了。

　　然而，动用政府财政来挽救银行危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首先，如果国家无条件挽救银行的话，势必会导致银行系统严重的道德风险。银行会丧失危机意识，赖在政府身上，放松对贷款的审核和必要的监管，这是造成银行坏帐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大量的坏帐最终要国家财政来负担，而财政资金来自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要老百姓来负担损失。因此，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过度依靠国家信用，不见得是好事。确实，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信誉要比任何一个企业的信誉要高得多。由于国家掌握有征税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因此，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最后的依托。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注意的话，一旦遭遇到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也一起毁掉。国家信誉的基础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金融体系失去了稳定性，那么，想要维护国家信誉也难。

　　在现有银行体制内讨论这个问题肯定没戏。由于事关大局，建议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交给更高层次，例如国务院或者人大，来讨论解决。

　　记者：为什么你和长城金融研究所的教授们总在强调建立民营银行？如果能够把现有的中小银行搞好，不是一样可以为中小企业服务吗？

　　徐滇庆：你的问题非常好。如果看到现有的中小银行有进步，我们自然非常高兴。倘若能够把现有的金融机构整顿好，又何必另起炉灶呢？关键在于，第一，能不能把现有的中小银行整顿好？第二，金融改革是市场竞争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第三，目前整顿城市商业银行的方向恰恰背离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本愿。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思路走下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将越来越严重。

　　城市商业银行(原来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问题由来已久。每次金融工作会议都把整顿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搞了这么多年，这些基层金融机构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许多地方越来越严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县以下的农村信用社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融资放贷的能力。如果那些改造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办法可行的话，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办呢？以前没有办到的事情，现在就能成功吗？就像念经一样，念了十年没有见效，多念一遍就灵了吗？正如央行一位负责人所说：“中国金融改革最大的风险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记者：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就搞不好呢？

　　徐滇庆：银行是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并无两样。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那些地方企业、股份制企业也没有根本区别。不要把国有企业说得一无是处。国有企业中有些好的典型，只要企业选中一个能干的企业家，他又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授权，国有企业也可以办得有声有色。例如，上海的宝钢、三枪集团等等。在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资讯 行情 论坛)、中信实业银行、民生银行(资讯 行情 论坛)就办得不错。在城市商业银行当中，上海银行、南京商业银行等也很好。但是，绝对不能无限制地推广这些样板。不能因为高尔基、爱迪生没有上过大学就一鼓脑把大学都关了。在哲学上叫做不能以典型代替一般。绝不能因为有几家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商业银行就否定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在许多方面，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有相似之处。为什么国有企业脱困的口号喊了好几年，效果不彰？在经济改革初期人们就提出来所有制对于企业经营机制的重大作用。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企业就很难做到政企分开，也就很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妨碍了债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同样，如果没有解决产权问题，由政府主导来办中小银行，其结果只能是出力不讨好，要不然就是金融混乱，要不然就是融资渠道堵塞。

　　要搞好中小银行，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和挑选优秀的金融人才。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好学生是从考试中考出来的，好运动员是比赛中挑出来的。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要搞好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改革，必须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通过公平竞争，从真正懂行的专家当中来选拔银行行长。行长的任命权必须交给银行的董事会，而不能由政府官员或者党委来决定。改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规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试图做到政企分开，必然会遭遇许多政府部门的反对。从理论上讲讲似乎很容易，真正做到，非常难。

　　记者：众所周知，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还不如国有商业银行，那么他们的改革是不是更加困难？

　　徐滇庆：确实如此。在改革初期，为了适应集体经济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机构，例如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投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由于没有设计好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监管规则，这些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和乡镇企业一样，很快就耗竭了发展动力。许多信用社违规经营，把信用社当作圈钱的地方。由于产权结构不清晰，有些信用社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资人与经营者没有分开，甚至变成了家族式机构。许多信用社成了培育贪污腐败的温床。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有些信用社出现的问题比国有银行还要严重。

　　在这段时期内，金融监管也从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向新的模式过渡，原有的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多元金融体制。这种监管滞后不仅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信用社的监管中尤为严重。各级信用社出现的问题损害了民间金融的商业信誉。

　　在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拥有明显的地方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政府融资。它们和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恰恰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同样，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这些金融机构在政府干预下出现了不少问题。它们积累下来的不良贷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

　　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治理机构问题。主持这些城市商业银行的是政府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有些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原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捆绑而成的，资产结构恶劣，历史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和许多国有企业一样，这些城市商业银行即使在政府的干预和扶持下暂时脱困了，要不了好久又会重陷困境。只要存在着政府干预，他们就摆脱不了困境。对于学者和局外人来说，这些道理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对于身居要职的官员来说，既得利益压缩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规律，也就永远不会认识这些问题。如果不在所有制上做出重大的突破，想要让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果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正如一位央行领导所说：“改革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否则就不能有突破和创新”。

　　记者：在刘士余课题组的报告中提到了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这是不是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这些办法有效吗？

　　徐滇庆：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确实是在产权结构上的进步。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总比单一国有产权要好。但是，仅仅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一点股份是远远不够的。民生银行的股本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但是究竟董事会对民生银行的经营有多少影响力？由于民营银行尚未问世，在中国有民营企业家，但是却没有民营金融家。如果没有专家，就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坐在董事会里，又能对银行的决策层产生什么影响呢？

　　如果能够请那些国际金融机构参股，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等，哪怕只有10%，也会起到相当明显的作用。他们只要派来一个金融专家坐在董事会里面，就会对银行的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帮助。就怕人家不肯来。

　　在某些人的眼睛里，似乎引进民间资本就实现金融机构的产权多元化，完成了产权改革。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深入讨论一下，如果吸收一些民间资本就能够提高效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那么，现在已经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的状况如何？有几家真正建立起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那些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就真正解决了企业治理机制的问题了吗？倘若上市真的那么灵，干脆让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上市，不就解决了国有企业脱困的问题了吗？

　　记者：虽然刘士余课题组的报告没有在所有制上有所突破，但是他们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提出了不少整改措施。你对这些措施的评价如何？

　　徐滇庆：课题组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措施，实际上，没有哪条是新的。这些措施真的有用吗？如果说真的有用，那么下一个问题反而更麻烦了。人们也许会追究责任，为什么在过去十来年就没有采用这些措施呢？是央行官员还是哪个部门失职？如果提出这些措施的时候连自己心里都没有底，那么到底要糊弄谁呢？

　　现在有不少金融改革的建议，说来道去，实质上仍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有些人不相信民间具有极大的活力，更不相信民营银行能够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流砥柱。办什么事情都非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不可。黄达曾经说过，他坚决反对政府主导的民营银行。政府主导什么，什么就走样。课题组报告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修修补补。正如某位央行负责人所说，“继续按官办、行政审批的办法来发展金融体系，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约束，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不稳定”。

　　记者：目前，正在加大整顿城市信用社的力度，许多股份制银行也很积极地向基层扩张，这是否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徐滇庆：城市信用社的定位不准确，好坏参差不齐。最近，央行加大了整顿城市信用社的力度，要求尚未并入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的基层金融机构限期找到“婆家”，或者并入农村信用社，或者被股份制银行兼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讲，整顿、合并城市信用社，无可非议。但是，在整顿过程中往往连那些表现非常好的城市信用社，例如，浙江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江苏靖江长江信用社等等，也都想砍掉，这就错了。那些比较差的城市信用社没有人愿意接手，并到哪里去都不重要，反正早晚还要动手术整顿。不过，把优秀的基层金融机构并入远远不如他们的农村信用社是明显地开倒车。

　　有些股份制银行对兼并好的城市信用社很有兴趣。可是，兼并的结果却使人非常失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应宜逊的调查，温州、义乌的三家城市信用社被股份制银行兼并之后，很快就改变了经营方式。他们追随着股份制银行的模式，把眼睛盯在大客户身上，大额贷款成倍增加，贷款客户总数下降，得到贷款的个体工商户大大下降，小额贷款不但比重下降，合计金额也大幅度下降。从这些银行本身来看，追求利润没有错，但是，我们并不缺为大客户服务的融资渠道，再增加一些，不过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而已。为农村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原本就短缺，再减少下去，岂不是让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这样的整顿实际上是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也给倒了。

　　记者：央行早已明确宣布，国有独资银行的机构将逐步撤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中小城市。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展，由谁来填补这些地区的金融真空？

　　徐滇庆：国有商业银行是大银行，理应把自己的业务重点放在大项目上。由于金融机构的特点，大鸡不吃小米，古今中外，历来如此。让规模很大的银行去经营小额贷款，从经济上讲是很不合理的。可是，除了少数一些明星企业之外，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他们的贷款额度有限。这些中小企业既没有足够的资产担保，又没有向银行借贷的信用历史。有些中小企业连象样的帐本都拿不出来。大银行无论如何也难以了解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范不良贷款，只好不贷。在金融学理论上，这叫做信息不对称。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普遍，相当严重，因此，国有商业银行难以承担给中小企业融资的任务。

　　按照道理讲，股份制银行似乎应当离基层更近一些。可是，相对于千万家中小企业，区区十家股份制银行，数量太少了。更何况，近年来股份制银行正在迅速地向“工农中建”靠拢。他们不断扩张，也把眼光盯在大城市、大客户身上。目前，在基本业务上不要说四大国有银行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那些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除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外，只能寄希望于位于基层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中小城市，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了。可是他们的内部结构混乱，管理制度落后，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如果让他们放贷，稍一松手就出大纰漏，实在不能令人放心。结果必然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堵塞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破旧体制，开放民营银行才能彻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也只有创建出来一批优秀的民营银行，才能有效地建立起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更好地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同时完成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造任务。

　　有些央行官员特别担心，在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小城市撤出之后，由谁来填补真空？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创建新的民营银行。让他们立足于社区，通过机制创新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要能够有一套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完全可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作好对中小企业的融资。

　　记者：每次您谈起民营银行来都非常乐观。记得在二年前，许多人都认为开放民营银行是“天方夜潭”，完全不可能。可是您还是那么充满信心，四处奔走呼吁。您为什么对民营银行那么有信心？

　　徐滇庆：当我开始呼吁民营银行的时候，我就已经确认，民营银行一定会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今天，我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我敢断言，要不了20年，在中国最大的银行当中，起码有5个是民营银行。

　　我的信心来源于三点：理论、中国的实践和国际统计规律。

　　从理论上来讲，经济改革的要害在于产权清晰化和竞争机制的完善。之所以金融改革落后于其他部门的改革，其原因就是至今尚未打破有国有银行垄断金融领域的局面。只要有垄断存在，其他的体制改革、竞争机制都无从谈起。以前我们也曾经试图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开办了10家股份制银行和111家城市商业银行。可是由于没有突破产权约束，所以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在看来，如果不解决所有制问题，就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小打小闹的改革只能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成功的经验是在国有企业尚未彻底改革之前放手在体制外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的非国有经济。金融行业完全可以走同样的道路，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促进国有银行和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

　　在长城金融研究所成立以后，我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调查研究了许多基层金融机构。我们发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基层金融机构，例如浙江台州的泰隆、银座，义乌的联信，江苏靖江的长江等等。中国人真了不起，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还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成功的案例使得我们的信心更强了。在中国基层有着许多优秀的金融人才。这些成功的基层金融机构就是未来民营银行的种子和榜样。通过对这些基层金融机构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营银行。

　　国际金融业的统计资料也清楚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世界银行金融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的时间调查了全球107个国家的银行体制。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总数92%以上。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民营银行占100%。在意大利、日本等国占80%以上。国有银行占比重较高的国家有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等。这些国家中大部分比较贫困落后。在美国，既有象花旗银行、美洲银行这样的巨无霸，还有9000家大大小小的民营银行。92%的银行是资产在5亿美元以下的中小银行。这些银行构成了立体交叉的金融服务体系。那些小银行服务于不同的地区或行业，利润率一点都不比大银行差。在最近20年内，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稳步上升，国有银行的比重则持续下降。发达国家中国有银行的比重从40%左右下降为20%以下，发展中国家从60%下降到40%以下。

　　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实践和国际上的经验很清楚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近年来，我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一些反面的例子，有些国家违背历史潮流，拒绝改革，结果这些国家先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遭遇到金融危机，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国人看清楚了历史的潮流，金融改革就必定势不可挡，民营银行一定会突破障碍，顺利诞生并且迅速成长起来。

　　记者：听说在2002年2月份，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开会时，你们提出了社区银行的概念。社区银行和民营银行有什么区别吗？

　　徐滇庆：为什么要采用社区银行的提法？首先，化解阻力，为民营银行争取出生权。社区银行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民营银行。当我们采用民营银行这个名词的时候强调的是产权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当我们采用社区银行这个名词的时候强调的是金融服务范围。社区银行强调把根扎在社区，而不是说银行的业务范围就是个居委会那么大。社区银行可以覆盖城市中的一个区，也可以覆盖一个小城市，甚至一个中等城市。有些人一提到民营银行就联想到私人钱庄，非法集资等，对于金融机构的所有制问题非常敏感。非常清楚，民营银行绝对不应当成为家族银行、私人银行。为此，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把民营银行称为新型股份制银行，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其实质是一样的。

　　其次，突出在中小城市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性质。为了适应加入WTO之后的竞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确定了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战略。如果我们提倡的民营银行也选择中心城市，势必和四大国有银行直接冲突，不利于为民营银行取得出生权。社区银行以中小城市作为活动的重点，恰好能够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心城市集中之后留下来的空间，配合四大国有银行的战略调整部署。事实上，民营银行在诞生初期必然是幼小的。在问世之初并不一定非要在大城市不可。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是中小城市也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对于一个初生的民营银行来说，空间足够大了。在中小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应当是民营银行非常重要的服务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区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运作，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第三，突出为中小企业和农村提供金融服务。金融市场上有着不同层次的顾客群，要求不同性质的金融服务。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大银行主要为大企业服务，社区银行则为中小企业服务。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组成一个多元的金融服务体系。正如张曙光指出的，一定要树立起金融市场细分的观念，让不同性质和不同量级的金融机构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去从事各自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业务，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花旗银行对存款额低于2000美元的存款客户征收管理费，就说明花旗银行的金融服务对象是那些大客户。上海有人控告花旗银行，实际上是不了解银行之间的分工和国际惯例。五星级酒店不卖阳春面，因为设备高级，成本太高，卖阳春面，几毛钱一碗，非亏本不可。在大排档吃阳春面，去大酒店订结婚宴席，天经地义，人们习以为常。那么银行业也是同样的道理。银行是企业，不是拿纳税人钱的政府部门。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是企业和客户间的契约关系，客户可以选择银行，银行也可以选择客户。大银行的运行成本高，适合作大生意，被大银行拒绝来往的中小客户自然应当成为中小银行的服务对象。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决定了他们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因此，创建社区银行对于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建立社区银行有利于为农村注入资金，疏通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我国农民收入在近年内持续下降，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主要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只有乡镇企业才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可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处于萎缩状态，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农村的融资渠道不畅。由于广大农村缺乏资金，导致大量乡镇企业萎缩、倒闭，农民收入下降，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农村的失业问题。

　　第五，建立社区银行有利于改造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巩固基层金融体系。目前许多农村信用社存在着严重问题，不良贷款很高。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由于中央银行严厉追查新的不良贷款的责任，许多农村信用社已经基本丧失了放贷功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基层金融组织一直是中央银行的心病。社区银行建立之后，很快就可以建立起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机制，在竞争中新的社区银行有可能通过市场竞争，兼并、改组、收购那些信用社，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和小城镇的基层金融组织的建设问题。

　　记者：最近央行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没有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市)，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情况，如果当地各类企业和居民个人投资入股、资本金达到1亿元人民币、并且符合《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央行原则上同意组建新的商业银行。能不能把它看成是开放民营银行的信息？

　　徐滇庆：实际上在法律上早就没有对民营银行的障碍了。在2002年2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重申了银行是企业。这就意味着，既然可以办民营企业就可以办民营银行。在《商业银行法》中早就规定了申办地方性银行的资本门槛是一个亿。不过，由官方明确提出“原则上同意组建新的商业银行”还是第一次。这使得许多人感到新奇甚至有几分突然。许多人把这个信息解读为即将开放民营银行，这对于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不过，开放民营银行事关重大，一定要非常谨慎。从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证明，开放民营银行的难度大，风险也确实很高。民营银行的成功发展不仅需要自身业务的开拓和资产质量的提高，而且有赖于央行的监管能力的提高和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如果没有在制度上，人才上作好准备，四面八方，一窝蜂而上，很可能欲速而不达，非但败坏了民间金融的名声，还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近年内亲自走访了许多国家，并且和当地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一起合作研究如何防范金融风暴。您和于宗先教授合编的“由危机走向复苏”是当前总结亚洲金融风暴最好的著作之一。请问世界各国在开放民营银行上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徐滇庆：民营银行的建立需要具备政治、经济和法律的配套体系。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捷克、俄罗斯以及一些前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变之后，急急忙忙开放民间金融，实现银行民营化，由于法律体系和市场不完善，银行民营化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如果没有很好的制度保证，就是建立起来民营银行，一旦遭遇金融风暴的冲击，民营银行很容易崩溃，加深金融危机。

　　开放民营金融市场有各种途径，但是并不是随便走哪条路都一样。“前车之辙，后人之师”。在开放民营金融之前，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应当睁开眼睛，多观察一下外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亚洲邻国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俄罗斯教训：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之前，如果盲目地撒手开放金融领域，必然会造成金融混乱，自毁长城。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全面放开了金融业。结果，一下子就冒出来两万多家银行。其中多数是金融骗子，到处坑蒙拐骗，把俄罗斯搞得一塌糊涂。在所谓的金融开放过程中肥了一小撮金融投机商，坑害了广大民众，破坏了生产基础。结果，俄罗斯的金融、财税体制全面瘫痪。黑市交易、以物易物成为主要交易手段。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变成了地下经济。大量资金外逃。“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了清理那些恶劣的金融机构，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印尼教训：如果特权介入金融，则后患无穷。印尼从80年代初开始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许多人希望民营银行能够逐渐壮大起来并取代国有银行。到1997年，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其中有些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国有银行。但是，由于印尼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准入法规，特权集团混水摸鱼，有许多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控制在苏哈托家族手中。公子王孙，达官显贵，利用特权，捷足先登。还有不少银行拥有非常明显的军方或者警方背景。在金融风暴之前，这些金融机构肆无忌惮，大量超贷，迅速举债扩张，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大发横财。面对金融风暴之际，这些特权集团非但不能为国分忧，反而继续制造麻烦。当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储户无法鉴别民营银行的好坏，觉得还是国有银行享有国家信用保证，比较保险。他们立即从民营银行提取存款，存入资产质量恶劣的国有银行。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倒闭的反而是资产质量较好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信心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结果，在亚洲各国当中，印尼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最重，恢复得最慢。

　　韩国教训：如果允许大企业办银行，很有可能出现韩国式危机。韩国政府为了实现其赶超战略，鼓励大企业和银行合作。同时，韩国政府规定，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由于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了贷款去向。银行在实际上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机构，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权限。金融监管机构徒具形式，不能发挥作用。既然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可能转变为金钱，必然刺激企业与高级官员挂钩寻租。政商勾结使得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由于银行和大企业相互结合在一起。韩国的八大财团都得到了银行大量信贷。低成本的资金使得韩国财阀迅速扩张。为了和西方先进国家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不顾血本，低价销售，在短期内打开了市场。但是严重的亏损使它们负债累累。韩国前30名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还不到0.5%，自有资产仅18%，绝大部分资产都来自于银行贷款。而银行资产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外债。1996年韩国企业负债情况非常严重。30家大企业的负债比率高达49%。这些财阀不计成本的恶性扩张为韩国金融体系埋下了地雷。当金融风暴袭来之机，财阀的坏帐迅速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导致无法挽救的灾难。

　　泰国教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门户大开，让外国金融集团进入金融领域，在短时期内确实会造成一种繁荣景象，不过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泰国在90年代初期采取高度自由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中央银行的许可就可以把证券交易中的收益汇出国外。在1991年泰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加速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和扩大离岸金融业务，允许非本国居民在泰国商业银行开设泰铢帐户，可以自由存款和借款。允许外国银行直接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并在泰国国内和国外以外币的形式运用。对外国直接投资完全不加限制。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对金融机构不实行外债控制。企业可以自由对外举债。结果，泰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些措施确实刺激了泰国金融市场，促使大量外资流入泰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许多泰国人冲昏了头脑，他们自以为泰国将成为亚洲经济的第五只老虎。可惜，在泡沫经济时期泰国引进的外资多数都是短期资本，直接投资项目不多，长期项目投资更少。大部分外资进入的不是泰国的生产领域，而是高风险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对提高出口能力的帮助极为有限。泰国银行无限制发放不动产贷款。各商业银行发放的不动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0%以上。结果，外资大量流入使得泰国房地产价格飞涨。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出现狂热，超前消费成风，促成了典型的泡沫经济。

　　泰国在对外开放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实现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泰国实现自由外汇交易仅仅六年，在1996年底已经引进了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诸如货币期货、期权、国债期货、利率期权、资产调期等等。在名义上泰国金融衍生工具都应当由泰国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实际上它们毫无经验，连相关的立法和规则都很不健全。泰国在1997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是它的金融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

　　泰国门户大开，大量外部资金流入泰国，促使泰国各种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结果，难免鱼龙混杂，出现许多投机诈骗活动。商业银行放款给各类财务公司，这些财务公司再用这些资金炒股票，投资房地产。在泡沫经济时期，经济异常繁荣，投资股票的人几乎都发了大财。于是，国内消费急剧上升，大量进口豪华汽车、香水等奢侈商品。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从表面上来看，泰国经济相当繁荣，实际上内部早就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泰国连续多年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债台高筑，外汇储备严重不足。难怪泰国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相中，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如果说，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的袭击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泡沫经济的重压早就让这匹骆驼不堪承受了。当金融风暴到来之际，一旦外资公司迅速撤离，立即触发了金融危机。

　　我们必须认真吸取邻国的教训：第一，在开放金融领域的时候绝不能放松对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第二，不能让特权集团或者军队、司法部门来办民营银行；第三，不能让大企业来主办银行；第四，更不能毫无条件地让外国资本进入金融业。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讨论民营银行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民营银行已经呼之欲出了。你为民营银行奔走了很久，现在是不是特别高兴？

　　徐滇庆：与其说是喜还不如说是忧。我和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同人们一直在担心，我们的金融改革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

　　很明显，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政策的出台还保留着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特色。至今为止，许多人认为金融改革就像当年农村实行家庭责任承包制一样，只要中央吆喝一声，四面八方跟上就行。其实，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对比较简单。邓小平看准了方向，断然决定在全国范围推广。有些省市的官员想不通，下台，让位。农民分到了责任田，欢天喜地，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全国出现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新局面。可是，金融改革完全不是这样。远的不说，俄国的教训就特别值得借鉴。俄国在1991年全面放开金融市场，结果出现大量金融诈骗。他们利用放开利率的机会，争相许诺高利息，争夺存款。等资金到手之后，许多银行的负责人投机倒把或者携款潜逃。由于金融市场失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前车之鉴，不能不堤防。在90年代初期，有段时间对民间的金融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放得比较宽。只不过稍稍放手，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就四处泛滥，出现了北京的沈太福，无锡的邓斌等一批金融诈骗罪犯。席卷全国的大集资不知道坑害了多少民众的利益，使得许多人至今仍然对民营金融心有余悸。

　　在反贪倡廉中揭发出来许多贪官污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如果不防范权力介入金融领域，很有可能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把整个金融体系都拖进泥淖，造成一场金融浩劫。

　　总之，如果没有准备就绪就开放金融市场，其结果必然是空前的一场混乱，最后留下来一大堆地雷。金融改革就像开车一样，宁可慢一点，稳一点，也要比开快车，翻到路边水沟里强。在这里我们强调要慢一点，主要指的是要下力气制订三大法规：民营银行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然后，通过试点完善这三大法规。有了法规和试点的经验才能够全面开放金融领域。

　　记者：开放民营银行需要哪些法规？

　　徐滇庆：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金融体制逐步转化来的。在许多地方仍然带着很强的计划经济特色。因此，创建民营银行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完善金融法制规章体系的过程。开放民营银行的必要前提是需要有三大法规：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推出法规。

　　对申请开业的社区银行进行严格审批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起点，其中包括：对银行的公司治理机构的审查；对社区银行最低资本额的审查；对管理人员素质的审查；对银行内部的自律监管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的审查；对银行业务范围的审查。申报单位必须提交各种详细的文件资料，包括拟议中的银行章程、股本结构、风险防范措施和可行性报告。社区银行的准入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它们的内部企业管理制度。需要审查其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否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是否健全。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能够独立地行使各自职权。银行筹建的董事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以代表社会对社区银行进行监督。

　　记者：你们认为，应当由谁来担当民营银行资格审查的任务？

　　徐滇庆：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发给经营许可证。建议每个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下面设立一个审批委员会。因为首批申请的民营银行的个数可能达到几十上百，审批的工作量很大。全国的审批工作集中在一处，将很难应付。应当由熟悉银行、审计、法律和人事方面的专家组成审批委员会。成员名单要公开，任期明确。审批委员会的产生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提名推荐，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审批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兼任监管委员会或审计所的工作。这样有利于对申办银行的全面了解。日后如果发现委员会成员有严重不合格的情况，提名者要酌情承担责任。审批委员会成员要给较高的报酬，同时规定他们及直系亲属的私人收入和资产必须向有关部门披露，以防止收贿。为了保证社区银行的审批质量，防范在金融领域中的寻租现象，是否可以在中央银行接受审批之前再增加一道推荐程序？是否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建立由商业银行同业公会、银行存款保险公司组成的银行审批推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应当聘请经济学者和社会贤达作为独立委员，拥有三分之一的投票权。

　　记者：以前在报纸上见到您曾经说，中国有300家民营银行也不算多。新闻界被您吓了一跳，说您“语惊四座”。怎么会需要那么多的民营银行？

　　徐滇庆：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究竟中国需要多少民营中小银行，第二，究竟有多少单位具有操办民营银行的资格。按照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既然美国有9000家中小银行，在中国有上千家中小银行都不算多。中国大陆领土辽阔，各地经济状况差别很大，很难在一开始就设定准确的数字。数量控制不是重点。控制新办的社区银行的质量是保证金融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开放初期，似乎可以采用尝试法，在大省批准二个，在小省批准一个。在运作两年之后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再考虑批准第二批。在每个地区内，类似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有两家以上，防止业务垄断。社区银行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限于规模，尚且不可能具有垄断性。但是，从长期来看，有必要在审批社区银行的时候就考虑到今后在社区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

　　记者：民营银行的注册资本金起码是一亿元人民币，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

　　徐滇庆：对于民营银行来说，资本金高有利于抵御流动性金融风险，但不利于克服道德风险。因为资本金要求越高，核心股东的人数必然越多，造成无人负责的局面，不利于中小银行初期创业时形成积极又稳健的公司文化，而可能一开始就陷入内部纷争或者投靠一些大企业。要求准入资本金过高会使有政府背景的经理人员，而非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成为社区银行的领导，从而扭曲了社区银行内部治理机构。对准入资本金政策的制定应作实际调查。是否有可能先征集愿意进入的信誉良好的社区企业家名单和人数。够资格的人数应当足以发起5~10家社区银行。然后询问它们可能的投资数额。假如一家社区银行最佳的核心股东为5~7人，每人的资本份额为5%~8%，最高出资额为1千万人民?，则起动规模当在1亿人民?左右。在经营若干年后，如业绩良好，股票上市交易，再扩容增资到5~10亿人民?。在目前产权保障体制的信誉不长的历史条件下，过高的出资要求会吓跑谨慎投资者，鼓励冒险家，不利于初战必胜的目标。在社区银行的试验初期应以股东和经理的资格和信用审查为主，准入资本金的要求为辅。可以在今后实践中调整准入资本金的要求。

　　记者：根据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对于民营银行的股本结构有些什么要求？

　　徐滇庆：社区银行的出资者可以是个人(自然人)或法人。此处的法人是一个有资产的组织，资产的最后所有者至少有一半是自然人(按照资产比率)或者可以找到资产的最终根源是自然人。出资人的人数应该有一最低要求，避免少数人控制银行容易发生弊端。但是股东人数太多会使得彼此依赖，都想搭便车的现象。可能从7人到15人是比较合适的范围。其中最大股东的出资额必须加以限制(例如不超过8%)，以免银行被一家大股东控制。同时股东的亲属和关系企业必须向董事会和经理披露，并明确在章程中规定银行对股东及其关系企业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贷款总额的5%-7%，以防范内部人舞弊或投机的风险。

　　记者：如何实现社区银行准入过程中的公平竞争？

　　徐滇庆：在新的社区银行审批过程中应当强调多元化和透明化。新银行的最终审批权必须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手中。但是，在推荐过程中应当实现多元化，尽量避免由于金融领域中的寻租活动，让不合格的银行混进了金融市场。应当指定一家主要报刊作为披露申请单位报告的主要新闻媒体。申请单位的主要文件应当在这家报纸上公开发表。并且建立读者评论专栏，鼓励民间对申请单位的材料提出批评意见。在互联网上建立专门网站，所有申请者的资料都要在网上公布。在网上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对社区银行资格的审查。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对申请单位的报告进行评论。鼓励几个申请单位在会上公开辩论。

　　记者：众所周知，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对于银行的业务开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请问，社区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从哪里来？

　　徐滇庆：恐怕创建民营银行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对金融人才的挑战。我曾经多次去台湾考察。台湾在1990年开放金融，一下子成立了15家民营银行。有些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来自于原有金融体制，这些银行驾轻就熟，业务开展得很快。但是久而久之，旧体系中的毛病都爆发出来，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之中，至少有一位在外资银行中有8年以上工作经验，这些银行的业务后来居上，竞争力都比较强。在民营银行创办初期，主要的金融业务人员必然来自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要特别注意吸收在外资银行中已经有相当经验的高素质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创办民营银行。也可以考虑从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聘请具有丰富金融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民营银行的董事长或行长。

　　记者：每当金融体系出现弊病，人们都发现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健全有关。对于金融监管似乎已经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一旦中国一下子冒出来一大批民营银行，怎么能够实现有效的金融监管？

　　徐滇庆：是否能够建立健全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按照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对社区银行的金融监管必须多元化。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起码应当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中央银行、财政部和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一些独立的民营审计公司。中央银行是国家金融体制的核心，负责全面监管。财政部从财政角度来监管银行体系。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具有半官方性质，主要负责银行破产清算，并且在清算过程中保障储户的利益。在这三家之外还要组建一些独立的社区金融审计公司。金融审计公司负责日常监督、查帐，获取银行运行的真实信息。由于中国(包括东亚)的特殊国情，为了应对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相当严重的外部环境必须要从整个金融体系的利润中划出一部分来“购买”真实信息。为了获得这部分利润需要拿产权非常清晰的资产来做抵押。这是设计金融审计公司的出发点。金融审计公司介于西方的会计事务所和存款保险公司之间。在正常情况下，银行缴纳的保险费在支付了监管费用之后就是保险公司的利润。而保险公司所收取得保险费当中要拿出相当的一部分交给金融审计公司，作为他们查帐的报酬。拟议中的金融审计公司不仅要负责对银行账目的审计，还要有可能被直接卷入银行破产过程并且承担很大的经济责任。一旦审计失误，负责审计的单位应当连带承担无限责任。审计单位失误的代价越高，它们拒绝贿赂的激励越强。

　　记者：在长城金融研究所出的“民营银行200问”书中，专门有一章谈民营银行的退出法规。民营银行还没有诞生你们就研究如何破产退出，是不是太超前了？

　　徐滇庆：世上万物，有生有死，才能新陈代谢，保持生命活力。在金融界也是一样。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银行只能生不能死，就会在金融界导致道德风险。只有及时将那些不合格的银行清除出去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运作。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应当建立明确的金融纪律和对违纪行为的处罚规定。特别是要有一整套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程序。

　　例如，一旦金融审计公司发现某个银行的坏帐达到5%，就应当发出黄牌警告。如果金融审计公司估计银行的坏帐比率可能达到8%时，应当立即宣布退出。他们退出的成本并不高。大了不起就是从退出之日起不再收取审计费用，但是其潜在的收益却非常重要。与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划清界限，可以使自己免予在银行破产时被牵连受损。如果金融审计公司没有能够及时和经营不善的银行摆脱关系，假定这家银行破产清算后坏帐达到9%，银行自身资金赔8%，刚好把自己的资金都赔光，剩下的1%就叫金融审计公司赔。引入保险机制的宗旨是需要有人来监管银行的账目。眼下，许多地方银行做两本帐，弄虚作假，上面要什么数字就给什么。总行明知有问题也没有办法。如果请金融审计公司来查帐就好办了。一物降一物。假若银行拿假帐来骗金融审计公司，岂不是要它们的命？在这种体制下，就是社区银行的人给送红包，恐怕也没有金融审计公司收。金融审计公司会拿出全身的本事来监管银行。用不着中央银行去进行什么真实性教育。这种体制的另外一个优点是金融系统内的权、责、利三者的界线划分清晰。银行经营得好，自然有利可图。如有亏损就得拿自己的资金去赔。金融审计公司监管得当，自然坐收保险费。如果犯错误，上了银行的当，只怕要把多年的积累一次赔光。中央银行负责维护国家金融秩序，检查金融纪律，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替商业银行承担赔偿亏损。在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民营中小商业银行的退出机制尤其重要，如果没有严格的退出机制，银行一旦倒闭，企业和老百姓的利益就无法保障，有可能引发整个银行业的信誉风险和金融危机。

　　记者：看起来，金融改革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各面的密切配合。需要抓紧去做的事情很多，哪些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徐滇庆：对内开放金融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一仗。只能赢不能输。正如长城金融研究所在“民营银行200问”中所阐述的那样，银行业要尽快对内开放，尽快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但是，根据目前的金融业状况，大规模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实现对内开放金融要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为了加快对内开放金融的步伐，对于高层来说，必须尽快组织力量来研究民营银行的准入、监管、退出三项法规。尽管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学者们在这些课题上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是要形成具体可执行的条文还有大量的工作。因此，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邀请国内外学者和金融专家参与，建立一支较强的队伍来具体办理。

　　对于基层来说，第一是要加强试点。中国是个大国。东南西北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很大。不能拿一个模式套全国。因此，在不同经济区内的民营银行应当具有各自的特色，才能更好地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长城金融研究所组织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广州社会科学院等)在浙江、江苏、广东、陕西、东北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些经验。然而这些试点只不过是在制度创新上做了一些摸索，需要尽快将这些试点的经验付诸实践。金融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一样，也需要不断摸索，在试点中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切忌盲目乐观，在没有摸清楚规律之前全面铺开。第二，需要加强培训和教育。创办民营银行需要大批民营企业家和金融专业人才的参与。因此，必须对数以千计的民营企业家进行有关现代金融知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培训。对于现代金融人才的培养也要扩大规模，提高水平。教育和培训都需要时间，必须及早动手。

　　总之，金融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台阶。上去了，有可能赢得另外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上不去，就有可能跌回改革以前，亿万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有可能被毁于一场金融浩劫之中。开放民营银行是金融改革的核心，要“先谋而后动”。与其大轰大嗡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研究。我们相信在民间有着极大的创造力，一旦将民间的金融力量释放出来，中国将出现一个全新的金融格局。

　　记者：谢谢！这也许就是说“于无声处听惊雷”。祝愿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顺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