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危机

　　(一) 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

　　2001年8月15日有一则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透露，今年上半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去年净下降2.1个百分点。四家银行的不良货款比率，自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净下降，至今已保 持连续9个月净下降。此外，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基本得到控制。戴相龙要求，当前要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降低不良贷款。今明两年四大银行和政策性不良贷款率，每年要下降2~3百分点。另据中国银行日前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27.01，比去年底下降1.77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2.18个百分点”。[1]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是最低的。这则消息透露，在2001年上半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0年底的28.78%下降为27.01%。目前，我们还弄不清楚，这个数字有没有包括前两年剥离出去的14000亿不良资产。按照一般的理解，这14000亿不良资产早就划给了华融、长城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应当再记在四大国有银行账上。假若，我们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中国银行在1999年的坏帐数目要远远超过28.78%。第二，中国银行在这两年又凭白增添了许多不良贷款。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说明了不良贷款相当严重。至于说另外几家国有银行，例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他们的不良贷款率一向高于中国银行，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和世界各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作个横向比较，中国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贷款率真叫人触目惊心。联合国的几个委员会曾经对全世界的贪污腐败问题作了调查研究，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在世界排名榜上，我们还不是最差的。世界银行和IMF调查了全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贷款，除了那些已经遭遇金融危机，金融状况已经一塌糊涂的国家之外，有几个国家的不良贷款比我们高？

　　许多媒体报导说，中国的银行内部不良贷款高达3万亿。中央要求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2]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维护稳定的任务要比降低不良贷款硬得多。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假帐。下级骗上级，企业骗银行，一直骗到党中央。

　　(二) 出现不良贷款的原因

　　(1)政企不分是造成银行业巨额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国有银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国有银行和各级地方政府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巨大的惯性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摆脱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实际上，国有银行是各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在人事和业务经营上都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国有银行的高级职员都是拥有政府行政级别的官员。他们的任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国有银行的重大决策必须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请示报告。因此，国有银行远非真正独立的金融机构，亦很难完全按照金融市场的经济规律办事。

　　国有银行的大部分不良贷款都和政府官员的干预直接相关。

　　难道中国人不懂得怎么办银行？也许有些银行的主管确实昏庸无能，但是，大部分银行的行长、经理们还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明明知道某笔贷款放出去很可能收不回来，但是，只要领导批个条子，不贷也要贷。

　　如果追究下去，为什么这些领导要批条子？真的他们不知道把钱借给某些国有企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包括有一些贪污腐败在内，但是相当多的情况是这些手握大权的领导人往往身不由己，他们必须要顾全另外一些指标。例如，为了稳定局势，绝不能让某些大企业破产，于是，只好牺牲银行的利益，先发了贷款再说。银行增加坏帐固然是个问题，但是，一旦在本地区出现动乱，主管领导立刻就会丢掉乌纱帽。你让这些官员做何选择？

　　(2)国有企业的亏损造成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与日俱增。

　　从根本上说，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是我国特定的投资、融资体制的必然产物。我国的融资体系一直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又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自1983年国家实行“拨改贷”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几乎没有资本金注入，加之国有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导致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贷款这种外部融资形式。

　　据统计，1995年国有企业融资总额中来自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的比重为88%，1996年为83%，1997年为77%；而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构成中，对国有经济单位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1985年为85%，1996年上升到90%。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行为和经营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由于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来源在传统上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其内部积累能力严重不足。随着“拨改贷”政策的实行，这一资金来源不复存在，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外部融资只能依赖于银行，包括资本金的补充。这样，国有企业不仅将银行贷款用于流动资金，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长期投资(大约有80%左右)，这就使得银行贷款被长期占用，难以收回。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条件下，这部分资金不可避免地成为难以收回的坏帐。可以说，在我国现有的投融资体系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银行出现巨额坏帐的必然性。

　　由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同属一个老板，银行便无法和国有企业截然分开。据统计，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处于明亏或者暗亏的状态。许多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银行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存。明知发放的贷款很有可能成为坏帐，如果银行停止向这些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就有可能造成停工下岗，甚至国有企业破产倒闭，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当前的政府财政负担，银行往往不得不继续向那些没有还贷希望的国有企业发放信贷。于是，银行信贷往往落入发放贷款—无法回收—再贷款的恶性循环。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已经超过了信贷总额的28%。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银行的资本金。

　　近年内,试图用“债转股”的方法来剥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从表面上来看，国有企业的负担减轻了，在报表上可能亏损额下降，或者扭亏为盈。但是，国有资产公司能否有效地处理和消化坏帐，谁也说不清楚。国有资产公司持有股份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坏帐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户头罢了。当国有企业出现新的亏损时很可能进一步加深银行的危机。

　　(3)社会义务和政策性贷款使得国有银行缺乏独立性。

　　国有银行的首要目标是按照党和政府的政策，达成政府预定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国有银行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必须要承担许多社会义务，进行政策性贷款。例如，向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补贴国有企业的亏损，提供流动资金向下岗工人发放工资，向贫困地区发放社会救济贷款，支持某些缺乏经济效益的公共投资项目，以优惠利率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发放贷款等等。尽管在经济改革中不断强调银行本身的利润原则，但是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上级领导的意图往往左右贷款的发放过程。

　　(4)中央和地方分权，银行总行缺乏对地方分行、支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由于地方政府实际上掌握着对银行高级职员的任命和控制权利，因此，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宁肯服从地方政府的指令，而对总行敷衍塞责。在经济改革中各地分、支行取得了相当大的独立经营权，在发放信贷、调动资金和其他金融业务上具有法人资格。于是，地方政府挤占银行资金，干预银行信贷的案例便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尽力占有更大的信贷规模而把资金风险转移给银行总行。

　　(5)国有银行的坏帐往往牵涉到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从而加大了清理坏帐的难度。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难免出现比较严重的寻租现象。在各级官员中相当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也必然侵入国有银行系统。由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一样产权界定不清，特别是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地方金融机构中，往往把储户的资金当作国有资产而随意挪用，甚至象侵吞国有资产一样侵吞银行存款的现象屡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官僚主义的批条子和贪污行为交叉在一起。有些国有银行帐目混乱下掩盖着不少贪官污吏。有些被派下去查帐的人员说，如果再查下去，银行监管部门就要变成检察院了。

　　(6)国有银行缺乏冲销坏帐的能力和手段。

　　从国有银行自身来看，资本金严重不足，据各行报告的数据测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5年底是6.23%，1996年则降低到5.59%，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为7.89%、5.84%、6.15%、3.77%，均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及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8%的标准。到1999年9月底，工行为4.57%、农行为1.44%、建行为3.79%，仅中行达到8.5%。虽然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有效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相对于坏帐的规模来说，资本金仍显不足。一旦出现新增坏帐，银行事实上无力冲销，只能眼看着坏帐积累起来。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投融资体系和金融市场发育状况下，国有银行一方面不能杜绝坏帐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出现坏帐时又没有冲销的能力和手段，其必然结果是银行坏帐的不断积累。

　　另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以传统的信贷业务为主，贷款占其资金运用的80%以上。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政策法规的限制，银行无法通过金融市场上的操作来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企业长期占用贷款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其他收回资金的渠道。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我国特定的投融资体系，我国存在着企业倒逼银行贷款的机制，国有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还不具备完全的自主决策权。这就使得国有银行不能拒绝新增坏帐的出现。

　　从不良贷款形成的时间和原因来看，大约三分之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和转轨初期形成的。计划的失误造成了不良贷款。三分之一的不良资产是在经济周期中形成的。在1992到1994年期间，刮起一阵房地产开发风和重复建设风，结果，经济一热一冷，给银行丢下来一大笔不良贷款。还有三分之一则是在1994年以后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形成的。[3]

　　(三) 为什么国有银行贷不好款？

　　国有银行贷不好款事出有因。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有一段很精辟的分析。

　　“如果你是个银行负责人，你愿意把钱贷给谁？你肯定愿意找一个信誉好的企业。但现在拥有良好信誉的企业特别少，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找好的企业？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如果这个企业是政府圈定的重点企业，企业老总评过全国优秀，所有的银行都有积极性去找它。这个企业的钱就会花不完。当自由现金(free cash-flow) 多的时候，管理人员就开始胡闹。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企业，由于银行拼命给它授信、给它放贷，最后变成了一个坏企业。

　　国有银行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譬如，贷款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给民营企业。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一旦垮了，还钱还不上，人家可能怀疑你吃了回扣。而国有银行贷给好的国有企业，尽管到时候它也可能出事，但贷的时候它毕竟是好的啊，大家都是同意给它贷的，贷款人的责任轻多了。

　　因此，由于存在着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谁也不愿承担贷款责任和风险，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集体性地创造一批坏企业出来。除非通过产权变革，使得银行能够自身去承担责任，否则贷不好款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想，如果国家在放松银行管制上有比较大的动作的话，可以给社会一个信号，证明政府有一个承诺，会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化，从而产生一个额外的“信誉”收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