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监督与学术自由

　　学者的责任主要是传播和发展知识。在传播知识和信息上，媒体的责任尤为重要，因此学者和媒体常常并肩合作。媒体的新闻监督应当是全方位的，当然也应当包括对学术界的监督。既然学者的主要责任是传播与创造知识，那么监督的重点应当聚焦在学者是否讲假话，是否有剽窃、抄袭行为。

　　最近《嘹望东方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吴立波的文章“经济学家疑云：盘点中国十 大学者背后的财团之手”。提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我坚决捍卫吴先生的言论自由，尊重他执行新闻监督的职责，不过却不同意他的结论。新闻监督的重点应当监督那些掌握权力的“公仆”。吴文掉过头来研究学者背后是否有财团，可能错位太远了。

　　学者后面有没有财团？也许在这里称为企业更合适一些，因为学者联系的不仅有大企业(财团)也有众多的中小企业。企业和学者们之间是否应当有联系？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如果切断了企业和学者之间的联系，那么从何谈起知识的社会化。我们常常批评中国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上做得不够，应当鼓励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到实践中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研和社会生产相结合。就是要推动学者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为了进一步发展，自然也应当和学者们联系，取得学者们的智力投资。企业和知识分子合作乃天经地义，世界各国莫不如此，怎么到了中国就变样了？

　　知识分子和企业合作，要不要报酬？原则只有一个，让市场来决定。知识分子手里并不掌握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权力。知识的代价只能交给市场来决定。特别是那些民营企业，他们花的钱来自于企业经营利润，如果他们认为需要花费些代价取得咨询，那是一件好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至于说他们报名上高级MBA班，交多少学费也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只要他们没有盗窃公共财产，用不着说三道四。西方企业到大学聘请顾问给的报酬往往非常高，根本就没有人大惊小怪。

　　根据吴文，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拿过福特和其他好几个国外基金的资金。“这些问题你能怎么说呢？详细的情况人家不会说，外人又怎能知道呢？”倘若吴先生来采访我这个问题，那就算找对了人。因为我不仅了解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经费来源，而且在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期间还亲自从这些基金会筹来不少资金，要不然怎么能召开那些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我在北美任教，每当计划召开什么学术会议，最繁琐的事情就是要筹款。要书写非常详尽的申请报告，向一切有可能的基金会提出申请。这些基金会每年都有一笔固定数量的费用，用来支持特定领域的研究。这些基金会收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申请。是否能够获得研究资金，就看你在竞争中的本事了。不过，在这种竞争中靠的是白纸黑字的申请报告，用不着请客吃饭，更不能行贿。这些都是在国际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情。

　　据吴文说，当他采访人民大学的某教授时，对方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拒绝了采访。当我收到吴先生的电子邮件的时候，连一分钟都没有犹豫，马上就回复。他问我，据说有人经过台州市委宣传部长苏建国之手，为研究方转交了研究经费八万美元。我立即回答，“苏建国是谁？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回答已经非常干脆彻底了，既然我连这个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又如何从他手里接受八万美元？从头到尾，我没有拿过台州人的一分钱。可是，吴先生对这样清楚的回答依然不能理解，他认为这些事情太复杂了。他在文章中自问自答，介绍了苏建国是怎样一个人。据说，苏在2001年10月因受贿被拘留逮捕，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脏水泼过来了。我纳闷，既然吴先生连这样清楚的解释都不愿意听，那么他为什么不多介绍几个希特勒这样的大坏蛋来加重文章的份量？

　　吴文点名批评了张维迎教授。可是，他批评的并不是张教授的学术观点，仅仅指责张教授在呼吁打破垄断的同时还担任了一家民营电讯公司的独立董事。如果张维迎关于打破垄断的论述有什么偏差自然应当纠正，至于说他是否担任某些公司的独立董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独立董事的职责是代表广大中小股东监督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性。独立董事不仅要干活，还要拿身家信誉作担保。又要出力又要担风险，自然应当得到合理的报酬。如果“又要马儿跑，又要不吃草”，还不如干脆废除了独立董事制度。吴文列举了一连串担任独立董事的学者名单，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独立董事是新闻监督的重要伙伴，攻击独立董事制度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张维迎教授和其他学者们站出来反对电讯业的垄断，是要有几分勇气的。众所周知，只有打破行业垄断才能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垄断意味着什么？垄断就是落后，垄断就是特权，垄断就是腐败。邓小平说，改革要步子大一点，思想开放一点，讲的就是要打破垄断，走向市场竞争。可是，一旦有人站出来反对垄断立即得罪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敢摆开阵式来辩论，只好躲在角落里放暗箭。最常用的两招就是：这个人有野心，谋私利。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钱。如果动辄祭起“图名、谋利”这两根大棒，还有多少人敢于坚持真理，触犯权威？有一位湖南诗人写道：

　　有些话，

　　想说，

　　但没有说，

　　久而久之，

　　也就无话可说。

　　有些事，

　　想做，

　　但没有做，

　　久而久之，

　　也就无事可做。

　　为什么会出现“无话可说，无事可做”的局面？就是因为缺乏对学术自由的保护。显然，为了推动改革而说话、做事，很容易得罪人。如果不去讨论那些应当讨论的事情，反而把矛头转过来，专门研究改革者出于什么动机，是否拿了谁的好处？其结果无非是把水搅混，不了了之。如果任凭这样的歪风蔓延，“少说为佳，明哲保身”将成为时下为官或者生存之道。在学术讨论中，有理讲理，不要以势压人，更不要给不同意见者扣个什么“某某集团”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追究什么背后财团黑手。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学术自由，很可能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如此一来，势必大大推迟改革的进程。难怪有位朋友对我说，大概只有请海外的终身教授回来呼吁改革才比较保险，因为加在他们头上最大的罪名不过是“回国来骗吃骗喝”。

　　北美是没有铁饭碗的。就是当了总统、部长也只能干四年，下台了照样要自谋生路。惟独在大学中有个终身教授制度，给有限的学者提供了铁饭碗。为什么会有终身教授的职务安排？在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中，许多著名科学家、无神论者被开除教职，关进监狱，甚至活活烧死。人们终于醒悟到要推动社会发展就必须保护学术自由。起码要让一部分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能够免予受迫害。于是，在欧洲、北美的一些大学中设置了终身教授。由于这些人享有终身职，因此他们不必担心因坚持学术观点而遭受来自于政府官员或者教会的迫害。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薪酬数倍于社会平均水平，除非触犯刑法，终身不被解雇。实行终身教授制度的代价是很高的。除了要给这些教授支付较高的工资之外，确实有一部分人在拿到了铁饭碗之后，马放南山，悠游嬉戏，工作效率变得很低。但是，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也非常明显，有利于学术自由，有利于新闻监督。

　　我们应当提倡对媒体持宽容态度，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发挥得越好，越有利于发展经济，推动改革。同样，在大学尚未实行终身教授制度之前，我们也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学术自由。保护学术自由也就是保护新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