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

　　一) 居安思危 警钟长鸣

　　20世纪初叶，腐败的满清王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先贤们大声疾呼，敲响了警钟。梁启超的《少年中国》，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著名篇章早已成为华夏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读到他们的文章、诗歌时，仍然为他们的高尚情 操和爱国热情所感动不已。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周恩来题词，纪念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而奋斗捐躯的英烈。其中，我们特别要纪念那些唤起民族忧患意识的思想先驱。

　　当时，地位彪炳显赫的满清王朝的官僚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年青人放在眼睛里。他们认为办理内政外交都是官员们的专利，不容他人过问。满清王朝的达官显贵们用各种方式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严禁民众批评政府的内政外交。按照他们的逻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不可逾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国家处在危急之中，老百姓亦应当无条件地相信上峰。任何对内政外交的批评都是危言耸听，蛊惑民心，犯上作乱。

　　1903年，邹容在脍灸人口的《革命军》中抨击满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1]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先驱者的奔走呼唤，中华民族才从睡梦中觉醒。不愿意当奴才的人们，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终于使中国得以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金融危机是当前的心腹大患

　　一个世纪过去了。像满清那样国势濒危，任人宰割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居安思危，中国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回答是肯定的。笼统地谈什么“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这样所谓的“两分法”已经成为官场客套。说了等于没说。

　　鉴湖女侠秋瑾说：“危险而不知其危险者，是乃真危险”。[2]

　　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什么都没有金融更危险。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遭遇风险的话，最危险的莫过于金融业。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就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

　　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雁阵序列，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欲速而不达。他们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在对抗金融风暴中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

　　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金融官员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金融官员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些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邻国都遭遇了金融风暴。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都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会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改革开放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中国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加入WTO的协议。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在对外开放金融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不能因噎废食。可是，我们的邻国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讲经济规模我们不如日本；讲发展的时间，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三) 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的挑战

　　我们的金融官员对于国际金融界复杂的风云变幻是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是否具有分析和处理危机的训练和能力？由于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进行具有指标意义的考核，一下子很难得出结论。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当中国一大批经济学家提出来要迅速开放民营银行的时候，金融官员作何反应？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竞争出效率。换句话说，垄断越强的领域竞争力越差。若问当前中国哪一个领域的垄断性最强？毫无疑问，金融业。自经济改革以来，从农业开始，服务业、轻工业、制造业，直到通讯业，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垄断局面先后被打破了，唯独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保留至今。金融领域是经济改革中最后一个堡垒。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难。若不然，这块硬骨头也不会留到今天。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辽沈战役”的话，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淮海战役”。打完了这一仗，自然还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垄断领域就不容易了。

　　其实，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体制改革始终得到了高度重视。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体制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很清楚，由于垄断，谁家缺钱也少不了银行的钱。既然国有银行的日子还混得下去，就很难指望它们会积极变革。如果没有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光靠上级发几个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何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局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之前，开放了民营经济。结果，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比重迅速超过了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那里的国有企业的状况也要比东北、西北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同一逻辑，在金融业采取类似的做法？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金融业好比人体的心脏，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别的行业，可以放开手来改革。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中国已经许诺在加入WTO五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还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仔细一推敲，问题来了，不要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允许外国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中国人做？

　　放弃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对于许多金融官员来说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变革。当前只有两条路：第一，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组建一些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来挑战国有银行，逐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通过竞争提高国有银行的素质。在国内初步具备了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再考虑对外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第二，在继续维持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在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表到期之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总之，国有银行的垄断特权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们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主动来打破金融垄断，要不然等着外资银行进来，被动地打破垄断。

　　第一种办法是渐进式改革。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是马上动手，民营银行还只不过像刚出生的孩子，规模肯定很小。民营银行尚需若干年的成长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很小的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国有银行有可能在竞争中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第二种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上一段时间。如果某些金融官员估计自己的任期也就是两、三年左右，那么采取这种方式最为有利。在这段时间之内，既不用担心外资银行的挑战，也不用为民营银行的挑战而烦恼。在这两、三年内，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是国有银行的一统江山，各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不会受到触动。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大家一团和气。尽管可以天天把金融改革挂在嘴上，由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改多少算多少。反正只要不出大的金融弊案，就有可能平安无事，混完自己的任期。

　　实际上，这种办法是非常激进的改革。看到近来金融当局提出的改革方案，许多学者都颇为感叹，有什么创新之处？这些办法已经重覆讲了多少年，至今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如果说，你们有些新的想法，不给个机会来试试，显然太不通人情了。可是，老办法已经试了十多年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难道再试几年就能试出个名堂来了？拿不出什么新的思路来，试了还要试，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金融官员改革的诚意。也许口头上改革是假，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再给几年试验的时间，就上了他们的当。过了几年，中国的金融业还是现在这付模样，也许还不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到了哪个时候，就是追究这些金融官员的责任也为时太迟了。

　　拿足球队来打个比方，如果连输几年，大家就喊着要换教练，换个打法试试看。如果一个国有企业连亏几年，通常也要考虑换个厂长。为什么中国金融业就不一样呢？由于我们尚未开放金融领域，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制就非常稳健，更不意味着开放之后还能稳住局势。我们暂且不来追究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中累积下来多少金融风险，在表面的稳定下面隐含着多少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没有能够抓紧时机，迅速地改革金融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就是贻误战机，就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拖延战术把中国的金融体制放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国有银行将在未来某一个时刻，突然面对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将在我国的几个金融中心城市争夺优质客户，争夺人才。国有银行根本就不是那些强大的外资银行的对手。弄得不好，或者是国有银行土崩瓦解，或者是我们不得不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大幅度后退，重新回到对外金融管制的老路上。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我们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有人质疑说，让民营银行诞生，难道他们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些外资银行吗？确实，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上拳击台实在是有些荒唐。也亏得这些人提出这个问题。当年，中央军在日本鬼子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有谁看得起八路军？当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怀疑，就凭八路军的那几支枪还不是去送死？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内部机制好，弱小也会变得强大。就象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样，只要民营银行的机制设计正确就一定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反倒是民营银行最容易适应环境，找到外资银行缺乏竞争力的空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将来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才会真正体会到创建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

　　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

　　(四) 积极推动民营银行试点

　　从目前(2001年9月)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确实已经具备了在有限地区进行试点的条件。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1)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

　　(2)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

　　(3)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

　　(4)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

　　经过一年多努力，我们认为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首先，经过国内外几十多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基本完成。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

　　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为开放民营银行做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自从2000年7月以来，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广泛进行了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使得民众已经逐步了解了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

　　第三，在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苏南、广东、西北、东北等五个试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个试点的背后都有相当强的研究力量。最关键的是学者们得到了共识。有这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监管和帮助，即使马上就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也不会给中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冲击。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关键问题，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试点的局面，翻不了船。

　　(五) “拖字诀”与危机意识

　　在讨论开放民营银行的时候，有些金融官员的态度非常古怪、滑稽。他们既不赞成开放民营银行，也不反对。管你说些什么，只当没有听见。我行我素。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在任何争辩中充当主角。谈到民营银行，他们只有一个字：拖。

　　平心而论，从个人品质上来讲，大部分金融官员都是好人。他们从基层的业务员开始，勤勤恳恳几十年，好不容易才爬到了今天的位子。他们非常熟悉现存的金融体制，但是，在官场上他们不得不学会察言观色，谨小慎微，唯恐得罪了上司。因此，他们该说的也许不说，该做的也许不做。现在，他们还是在观望，如果上头对民营银行明确表态了，你看好了，他们马上就会说：“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在全力推动民营银行”等等。当然，他们也准备好了另外一个版本，假若领导不同意开放民营银行，他们马上声明：“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和长城金融研究所划清界限，并且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等等。

　　这些金融官员们每天忙忙碌碌。上班时，处理没完没了的日常业务，下了班，还要对付无穷无尽的交际“应酬”。他们只看见眼前的金融体系，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一知半解，对加入WTO之后的竞争懵里懵懂。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官僚主义的环境中，每天见到的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那群人，在相互影响之下，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他们哪里有时间来了解当代金融学的动态？他们很少看书，也没有机会集中一段时间来学习“充电”。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屁股下面的官位。只要搞好了和上层的关系，管你吹什么东南西北风，他们都能够处之泰然，安然无恙。

　　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你真的拿他们没有办法。也许任何一个政权到了第三代以后，在官僚体制内部都会出现这样的退化。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看看南唐、南宋，南明的覆没，看看满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腐朽无能，令人感慨万分，没有危机意识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封建社会的高官显贵多数都是些酒囊饭桶。别看在朝的时候威风凛凛，国家灭亡之后，“天街踏尽公卿骨，烟花流落帝王孙”。这些当官的造了蘖，活该。可是，每当国家有难，倒霉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开放民营银行的建议触动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回避。多年来他们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在打“内战”上驾轻就熟。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同民营银行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同强大的外资银行同台竞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资银行竞争，却天天在防范民营银行，如果有人批评说你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如何解释？民营银行再怎么说也还是中资金融机构，按照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只要搞好“准入，监管，退出”三个法规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天下不会大乱。学者们的见解，犹如忠言逆耳。可惜，至今尚未唤起足够的注意。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官员是否仍然还在希望垄断内政外交，让民众蒙在鼓里睡大觉？拖字诀看来似乎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总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拖来拖去，就会贻误时机，拖垮我们的民族金融业的长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当象先贤学习，振臂高呼，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