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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
三年以前，笔者曾以一篇署名文章公开指出，牛群“挂职当县长”一事于法、于理、于情都极不妥当，还是不干这份差事为好。但当时的牛群正“牛气冲天”，踌躇满志，来自舆论界的善意提醒和批评对其如同对牛弹琴，根本听不进去。结果，三年之后的今天，牛群向公众交出了一份极为糟糕的、惨不忍睹的答卷。
我们不必一一列举牛群副县长“为官一任，折腾一方”的“政绩”，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当官的料。我们也不必用“德艺双馨”的高标准去严格要求于他，因为，像他那一层次的艺员素质好不到哪去，能够在慈善演出中不拿出场费都属难得，遑论为贫困落后地区的老乡们奉献自己？我们甚至不必责备他经商办企业的经验不足，因为，经商办企业的基本要求是诚信，是务实，而一个吹吹乎乎到处“忽悠”、乃至发展到装神弄鬼蒙骗别人的人，哪有什么诚信可言？又怎么可能脚踏实地地干点实在事？
但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牛群是怎样蒙哄了蒙城人的？在国家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今天，在组织人事部门强化纪律、别人当公务员要经过严格考试的今天，在名气大得多的施瓦辛格需要靠竞选当州长的今天，牛群凭什么当上了一个县的副县长呢？
县长历来有“父母官”之称，一县之地方圆不过数百里，却是国家行政区划的根基。县处一级的干部在行政官员秩列中实权在握，承上启下，是政治结构的基础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官员职守乃国家公器，必须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在现阶段至少也要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任命，怎能像蒙城那样，随便由某位领导说句话，牛副县长就上任了呢？尤为奇怪的是，牛群这个副县长不是偷偷摸摸干的，他视察、讲话、办公、经商，都在打副县长的旗号。蒙城人认这个账也就算了，为什么在长达三年时间里，上级组织部门没人过问此事？这是一种试点、一种改革吗？假如照此推广，张艺谋挂职陕西省，赵本山为振兴东北而弄个一官半职，是否也可行呢？
显然，牛群挂职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吏治玩笑。但在这场玩笑中，一个能以相声给观众带来笑声的艺员，却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参与了一场错误的游戏，而让人们根本笑不出来。有人说，牛群挂职本来是“名人”、“地方”、“企业”三赢的好事，只是条件所限，“好事”办糟了。但在笔者看来，牛群挂职一事根本就错了，错就错在他们一伙人根本把法律、制度当成了儿戏，把国家公器当成了可以私相赠予的礼品，破坏了干部队伍建设，败坏了吏治。前不久，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几名官员表面被撤职，实际上却在国务院调查组面前上演了瞒天过海的把戏。有人很气愤地说，“当地官员怎敢这样？”其实，在“让谁干谁就干”这一点上，牛群副县长已经有了先例了。
据说，最初“引进”牛副县长的当地主要领导继王怀忠之后也落马了。牛群挂职一事的原始责任已无法追究。然而，即使我们假定牛群这个副县长来历清楚，“手续上没有问题”，那么，对该官员这几年的工作是否应该考核一下，审计一下呢？如果他对当地经济造成的损失属实，或有其他违法违纪的事，恐怕也该追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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