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导向改革难道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

　　看了记者采访温铁军的报道之后(见2001年7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下同)，在部分同意他的观点的同时，也感到很困惑。记者一再约稿，我一想，何不将自己的困惑公布出来，以便得到温铁军和其他行家的指教。

　　先交代一下温铁军的主要观点。当记者问他是否反对简单地以市场化思路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时，温铁军回答说：“一般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根据边际 效用递减的规律，资源会自动实现优化配置。讨论农业问题，人们同样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个要素之间发生互相替代和优化配置。但我的问题是，假如要用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三农问题，人们首先应该讨论这种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否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就是讨论三农问题的内在前提呢？我看没有这么绝对。”

　　温铁军的第一个理由是，“微观经济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所谓双重功能指的是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据温铁军说，“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他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的第三个理由是农业的效益是负的，资本不会自动流入农业。相反，农业积累的资本本身在大量流出。但是，在对用市场经济理论来研究三农问题表示强烈怀疑之后，究竟中国应该用什麽理论来研究三农问题，温铁军没有明说，这就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我同意他关于三大生产要素的现状的描述，而且他用的理论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例如，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或农业资本回报率极低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会从农业中流出。我想补充一句，连土地都会流出来，成为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建设用地。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语言来说，如果在所有的部门，所有的企业中，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品之比都能等于相应的要素价格之比，则经济达到最高效率。目前中国要素的流动方向从总体来说，符合效率的要求。所以，我并不明白为什麽不能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业。其中，特别引起我困惑的是上述他的第一个理由。

　　我知道许多中国人被三年饥荒吓怕了，一听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便有不详的预感，以为总有一天大祸要临头。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只要地球的面积无法扩大(大概不可能〕，世界总人口不断增长(大概挡不住)，加上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均耕地似乎在所有的国家都会不断下降。所以，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大概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中国没必要自己吓自己而不敢作其他国家敢作的事，享其他国敢享的福。中国在过去50多年中，害怕人均耕地下降太快的念头，简直象一个恶梦一样挥之不去，所以大大延迟了城市化，造成今天1亿多流动人口仍在流动之中，无法在城市落户。也造成1亿多乡镇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只能散布于广大的乡间，无法向城市靠拢，享受城市的积聚效应。我们知道，美国的世界观察所的布朗先生在1995年吓了中国一跳，今天证明是虚惊一场。难道中国还要自己吓自己下去吗？这20多年来，农业生产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靠的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刀阔斧地解散人民公社，允许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第二才是科技。市场导向的改革是第一位的。只有制度对了，农民才会有积极性去发挥适用科技的潜力。尽管目前中国市场制度的重建尚未完成，要素的流动尚不充分，但是英国、美国的市场制度当年也曾不完善过，并没有人否认当年英、美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导向的。认为中国农业在过去20年里的成功，并不是市场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的结论十分令人困惑？

　　其次，按照温铁军的说法，经过20年左右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中国的GNP翻了4番之后，在中国连续多年出现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资讯 行情 论坛)全面过剩，农民不得不减少播种面积，或干脆撂荒的今天，中国农村的耕地反而‘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结论也使我十分困惑。如果这里说的是农民的的食品保障，那麽中国的农产品从整体来说，不但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如果这里说的是有一部分农民尚处于温饱线之下或仍在温饱线的上下浮动的话，那麽这部分农民的人数在快速下降之后，近年来的确有些不升不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剩下的这类农民大多生活在边远地区，自然生态很差。可以想见，他们的祖先作为弱势群体，在历史上被强势群体从生态较好，土地较肥沃的地区排挤出来了。在农牧业为唯一谋生手段的时代，他们只能迁往深山老林或干旱的不毛之地谋生。今天，这些农民即使退出农业，中国目前也有足够的剩余农产品可保障这部分农民的食品安全之用。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的是收入的再分配制度，而不在于给他们更多、更为平均分配的不毛之地。他们的大部分应该尽快地移出这些地区，彻底脱离农地，少部分留守当地，负责退耕还林，才能有望赶上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如果他们还象著名的“黄土高坡”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守着黄土高坡，作着祖祖辈辈同样的梦，即使给他们更多的黄土坡地，他们也富不起来，恐怕只会使当地的生态越来越坏。

　　究竟依靠什麽来提供包括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民族的生存保障呢？

　　这个问题在早年的英国也曾发生过。尽管土地贵族用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各种理由反对谷物的自由进口，但是远在19世纪早期，李嘉图便有足够的眼力看出，只有将英国的经济建立在自己的比较优势之上，也即工业之上，英国才能确保它的生存安全。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勇敢地捍卫了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英国变成了一个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但是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生存空间，而不是成为另一个爱尔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当年英国指派为从事农业的爱尔兰在19世纪的中叶却发生了大饥荒，使得一半以上的人口弃国而去。中国今天也面临同样的悖论，在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加速的今天，人口中越是多的人依靠土地谋生，这个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保障。只有把人口的绝大多数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去，使得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人口绝对地减少，民族的整体才能有坚实的生存保证。

　　为了不但使农民全体，而且使整个民族的生存保障更为牢靠，在我看来，只有进一步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一，可以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为契机，彻底改造中国的农业，使农业转化为真正的高附加值而又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中国经历过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迫于粮食自给的需要，农业变成以粮为主。粮食生产其实是土地密集型的，附加价值又不高，因而中国的农业成了附加价值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今后在维持合理的粮食自给水平(例如80-85%〕的前提下，可以继续大力发展蔬菜，瓜果，花卉，药材，水果这类附加值高、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中国还可以大力发展养殖业，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水产的生产、出口大国。要说服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中国蔬菜、花卉、水果、药材、肉类和水产，中国自己就要拿出气魄来，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和世界上愿意坚持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国家一起降低对农产品的保护。中国特别要带头表示愿意适当降低粮食的自给水平。目前的粮食自给水平，特别是饲料的自给水平定得太高，农民种粮既赚不到钱，生态又搞坏了。如果中国在进入WTO后，能和美国等国一起大力推动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可以想见，转型后的中国农业将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容纳较预期为多的劳动力。中国尚未开发的大片滩涂将能吸收很多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养殖业也将吸收大批的农民，所需要的饲料可以大量进口，因而养殖业的规模将不受中国粮食产量的限制。当世界主要国家依靠中国的肉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时候，要搞粮食禁运恐怕只会使粮食出口国自己遭殃。它们大概不会有多少经济动因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除非中国真的作了什麽大逆不道的事，它们才会忍受因粮食找不到出路，又失去肉类和水产的供应的双重痛苦。况且，WTO的规则已经不允许任何成员国单边地对另一国实行禁运，否则是要受到WTO惩罚的。

　　其次，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寻找就业机会。中国在过去2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正是市场导向的非国营部门为中国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其中仅仅乡镇企业一项，在不花国家一分钱，并受到种种岐视(表现为不得向已有的城市靠拢，不得借已有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光〕的情况下，为中国创造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市场导向的企业为什麽特别可爱呢？它们的可爱之处在于，如果它们的收益低于成本，它们就会自动消失。它们既不会赖着要国家补助，又不会无谓地继续浪费宝贵的资源，生产消费者并不需要的产品。这种市场导向的企业的存在，使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一种自我扩大的良性循环。中国农业的彻底解决，就要靠这种市场导向的良性循环的不断存在和扩大。

　　第三，要解决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最终要靠中国服务业的大力发展。美国现在制造业的劳动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16%，其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左右，而且两者的份额都还在下降。剩下的82%以上的劳动力都在从事服务业工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业只吸收了全部劳动力的30%，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原因是城市化的低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人口在空间的相对集中。只有人口的相对集中，其平均成本才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因高度分工成为可能，服务的种类可以大大增加。一般来说，即使一个国家能够有50%的人口集中到城市中去，也只是基本实现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达到70-80%。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达到30%左右，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约10个百分点。然而，要实现城市化，靠的又是市场机制。这是因为已有城市要扩大，或新的城市要诞生，政府固然可以作种种规划，以便将城区合理地划分为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但是要保证导致城市长大所需要的人口来源，土地来源和资本来源的源源不断，靠的主要还是市场机制。

　　三线建设时期人为建设起来的一些城市，现在不死不活。这一事实说明，一座城市能不能存在下去，或能不能长大，依靠的是内在的规律。有的城市政府再扶植也永远长不大，有的城市政府再限制也会不断长大。所以城市的诞生和长大必须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当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单独写一篇文章才能说清。这里只想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机制的发育不全，中国即使在1978年后城市化的速度也被人为地延迟了。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受到城乡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近亿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中国特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制，使乡镇企业无法向城市靠拢，其职工和家属当然也无法在城市落户。因而在其他国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人口来源的近2亿人口，在中国只能成为流动人口，或作为乡镇企业职工人口，散布于广大的农村之中。如果允许他们自由地在城市落户的话，近2亿人口应该可以带动相当规模的服务业。即使以30%计，近2亿新增城市人口起码也会再创造出几千万个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对解决乡镇企业的职工家属的就业应不无小补。

　　第四，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还是要逐步实现社会化，不能让农民一家一户地只依靠自己的一块土地保障自己。离开社会化的保险，也就失去了保险的集少成多，分散风险的所有内在涵义。

　　所以，无论是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还是解决中国的整个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当然有些事情急不出来，例如，中国农业的转型不但取决于中国的意愿，也取决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意愿以多快的速度实现农产品自由化。再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进程也要依靠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也许会长达几十年。但是，中国要有面向全球，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的锐利眼光和决心。如果否认这个过程是一个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那麽，这是一个怎样的经济过程呢？指导这个过程的又该是什麽理论呢？这是我的困惑之所在，也是我要请教温铁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