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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犯罪和贫民窟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中国的读者早在狄耿斯和雨果的小说中对当年伦敦、巴黎的贫民窟和犯罪便有领教。即便在今日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无论是其堂堂首都华盛顿，或是自称世界首都的纽约，贫民窟和城市犯罪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中国有城市犯罪或者贫民窟问题，并没有什麽可大惊小怪的，也没有必要感到特别的丢脸。发达国家也没有因为存在城市犯罪和贫民窟问题而放弃城市化。这是因为第一，生活在贫民窟的居民绝大部分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穷一些。而贫穷本身并不是犯罪。第二，正是
因为存在贫民窟，才使得这些城市特别有活力。贫民窟的存在，使得城市扩大的成本特别低，包容性特别强。贫民窟房租低廉，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邻居对新来者多相濡以沫，抱有多一层的同情和照顾，使新移民比较容易找到安身立命的一片天地。如果一个城市的条条街道不是壁垒森严的摩天大楼，便是田园式的花园洋房，居民成分划一，一见举手投脚十分异类，说话又有外国口音的人便大惊小怪，新移民何从落脚？又如何融入社区？所以，新移民很少去大城市中心地区以及近郊的富人区，那儿是白人的天下。然而生活在贫民窟的大部分新移民一、二代之后，便融入主流社会。这不但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或芝加哥，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
美国的市长们是十分精明的，知道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新移民的不断涌来，所以不但允许贫民窟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间展开争夺人口的斗争。当然城市确实存在犯罪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并未因此反对城市化，或反对人口的流动。他们只是提高管理人口的水平。在有磁卡和电脑的今天，这一点想必是更容易了。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幻想用重返自然的口号阻制城市化，却毫无成效。因为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阻挡的原因基于积聚效应的内在规律，即企业发现移近现有的城市，可以通过共享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其他公共财以及技术人员和专家群体而显著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只要一个城市的集聚效应没有穷尽，要阻挡一个企业及其职工的移入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国，城市犯罪和贫民窟这种题目往往是用来反对加速城市化的。似乎城市化必须在没有贫民窟的条件下进行，而一有贫民窟，便必然有城市犯罪的急剧上升。他们当然不会直接了当地说不要城市化，于是就喋喋不休地讨论城市犯罪和贫民窟的可怕性。这就使我想起因噎废食的成语。这个成语虽然大家都听到过，恐怕不会太去想它的深刻涵义。大概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有人傻到因为怕噎，宁肯饿死也不进食。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怕这怕那，导致经济落后，国家贫穷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对比一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和中国，颇发人深省。日本自古一直以中国为师，此时却转而全面模仿西方先进国家。短短20几年便以弹丸之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先大败天朝中国，10后又在中国的土地上使更为庞然大物的俄国溃不成军。中国虽早在鸦片战争中便已吃到西方国家洋枪洋炮的苦头，被迫赔款割地。然而几十年中举国上下喋喋不休讨论的还是如何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真是到了国将不国之时，怕的还是祖宗留下，此时却救不了自己的古学是否会后继无人。
近的例子则更多。例如，中国曾怕城里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变修，所以送他们下乡，以为他们少看些书，少学些知识，脑子就会简单些。今天中国到处存在的知识断层，以及面对知识经济感到束手无策，因而只能下岗的大量城市职工，是和当年的这个愚民政策分不开的。又如，当年怕第三世界大战打起来，所以在深山老林中盖了许多工厂。今天这些工厂不死不活，成了政府的沉重负担。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以消灭了吸毒和卖娼引以自豪，殊不知由于长期锁国，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识，新科技也一并拒之门外，使得被国人一直视为化外之地的东南亚各国也一度凌驾中国之上。直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为怕城市拥挤和犯罪率上升，所以不准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又不准乡镇企业向城市靠拢，美其名曰离土不离乡，使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化人口来源的近2亿人长期被排斥于城市之外，因而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些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因为揪住某些枝节性的弊病喋喋不休，却不知严重的，常常是灾难性的后果正等待着他们。所以，因噎废食这句成语今天还是有其针对性的。
对那些大谈城市犯罪和贫民窟的先生们，我的态度很简单。首先，我要说，如果这些先生们自己还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或贵州的深山老林里，他们是绝不会对这样的题目如此津津乐道的。其次，我承认城市化过程中，犯罪活动会有所增加，但是对策是学习先进国家管理高度流动的人口的经验。再次，我要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准出现贫民窟的奇谈怪论，实质上就是将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推到无限的将来，并将几亿农民的进城问题置于脑后。如果真想加速城市化，则应该允许贫民窟的存在，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有所扩大，以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最大限度地从城市化的积聚效应中获益。今天允许贫民窟的存在，甚至有所扩大，正是为了更快地消除全体农民的贫困。世界的一流城市都有这个过程。即使今天被国人惊为天堂的香港和上海，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非常时期的一批又一批的难民潮的涌入和贫民窟的跳跃式扩大，便没有今天的香港和上海。这些先生好好想一下，如果说当年难民的大量涌入并没有使香港和上海成为犯罪的天堂，或充斥贫民窟的地狱，那麽在拥有更为充裕的物资条件和更先进的管理手段的今天，为什麽城市犯罪和贫民窟问题会比当年更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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