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和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良机

　　1. 缺乏回旋空间,城市化步履艰难

　　中国追求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期间遭遇特别的挫折和痛苦，至今中国的总体形象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在一些人口基数不大，又能自由进口农产品的国家，城市化甚至可快于工业化的进程。但当农产品无法经由对外贸易获取时，城市化的进程归根结底是由国内农产品的剩余量决定的。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危机。它必须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养活大量的国内人口。自从1840年中国开始加入早期全球化进程以来，由于农产品可由国外进口，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快，出现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沿海城市。但是1949年之后，由于政府实施了封闭政策，使得国内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大为放慢。虽然政府一直在大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却一直滞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农产品剩余较少。三年大饥荒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府内部对粮食的危机感。因此，政府的反应是更加严格控制各类城市的发展，禁止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将大量的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

　　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逐步改革社会制度，并逐步开放了国内经济，放松了对人口的管制。结果，大约有1亿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另有约1亿人口则成为流动人口，到城市和沿海地区寻找工作。如果此类情况发生在其它国家，则这两类人口将成为城市扩张的自然来源，城市化可望突飞猛进。例如当年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便不顾本国大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说服国人放弃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允许大量进口粮食，让农民大批脱离土地，转移到城市，使英国顺利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80年代的中国门虽已打开，却不知是否应该全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府在城市化问题上并无多少回旋空间。加上对工业化至少应与城市化同步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深,面对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政府只能被动反应，既阻止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向城市聚集，又不准农民进城落户。然而城市化恰恰是社会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之一，并是解决失业的不二法门(见笔记之一)，中国显然因城市化水平的低下蒙受严重的效率损失，同时恶化了就业前景。

　　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以上的人口。这本身当然是个伟大的成就。但是这种一味强调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方针使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中国必须将其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其中有许多人靠着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这种绑在土地上的谋生方式不仅极度消耗了他们的体力，也使他们的智力无法充分发展，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除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够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到本世纪中叶使整个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难以实现。其次，中国的人均木材占有率，人均石油占有率，人均水资源占有率，人均土地占有率，以及其它重要的自然资源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几百年来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想用如此低的人均资源占有率达到世界平均生活标准，单靠中国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任何企图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实际上都是在透支后代的资源。

　　目前，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总数大约有4亿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小城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达16亿或更多。届时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左右，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目前全国人口总数。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两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城市地区需要吸收8亿多农村人口。中国的人口必然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作内部的大迁移。不难想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不是发生根本改变，便是受到极大冲击。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不是在78年前受制于国内的粮食剩余，78年后受制于对利用国外粮食剩余的疑虑，中国的城市化任务不会推迟到21世纪。

　　2.入世与中国城市化的良机

　　加入WTO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从长期来说，中国获得了加速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更加宽松的外部空间和回旋余地。加入WTO将使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成功几率大增。一个半世纪以来，实现这一国民目标的前景第一次变得如此光明。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协议，以保护和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国一贯对本国的粮食安全切切在心，对利用国外粮食的想法顾虑重重，十分排斥。但是，中国依靠自力获得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收入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加入了WTO，将打消中国对利用世界粮食市场的重重疑虑。如果情况要求进口更多的粮食，中国将不必担心受到某个国家的单边制裁。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的权利会受到WTO条款的保护。国际粮食市场这种制度保障将使中国能够摆脱过去那种不计后果增产粮食的困境，不必再为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而牺牲生态。客观上，中国有了放手加速其城市化的进程的回旋余地。即使其粮食生产发生暂时性大幅下降，城市化发展也不必象三年饥荒时期那样发生大幅逆转。

　　其次，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将在中国加入WTO后大为放松。中国不用直接输出劳力，世界各国便可通过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吸收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出口行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向城市地区作永久性转移。

　　第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务部门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中国目下服务业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如果城市化进展得比较平稳顺利，中国服务业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16亿峰值。如果劳动力的参与率为55%，那时中国的劳动力将达8.8亿，相对1998年增加1.8亿。假设在今后几十年间，中国愿意根据其比较优势重组经济结构以便在劳力密集型部门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假设有10%的劳动力，即约9000万人仍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30%的劳动力，即约2.6亿人从事制造业生产，那麽中国仍需为5.3亿人，即占劳力总量60%的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已有1.9亿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因此，还需要为3.4亿劳动力寻找工作。其中的1.8亿是这一时期内的新增劳动力，2.6亿是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初看这个数字，往往令人头晕。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80%的劳动力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应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来说，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为了在城市服务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先验地排斥大城市的发展无异自杀。

　　第四，中国将有机会重新调整国内的人口分布，以减少对水资源和生态的压力。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取决于水资源的分布。观察一下澳大利亚，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不难看出水资源分布在决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部分的水资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地的空间分布。尽管中国北部水资源严重短缺，但是中国42%的人口居住在这一地区，因为61%的耕地分布在这里。一旦人口的大部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他们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区。相当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资源充沛，降水丰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匀的沿江、沿海或南方地区。在对北部的水资源的压力大大减轻之后，是否需要兴建耗费巨大、生态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为什麽不让人口流动呢？人口流动起来后，南部地区现存的城镇在市场导向下一定会获得优先增长。新兴的城镇也会主要出现在这一地区，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尘暴等在内的生态恶化。

　　第五，进入WTO将使中国得以通过生产和出口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产品，以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因此而来的对土地压力的降低意义深远，它会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部分耕地因城市化而流失所怀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们应该认识到，比起用作耕地来，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城市发展所实现的价值要高得多，安置的人口要密得多。目前所有城市的市区面积加起来只有2万平方公里，却容纳了几亿人口。这笔帐是谁都能算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城市面积在其领土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容纳的人口却如此巨大，实在是再合算不过的事。将来，中国一方面必然要牺牲一部分耕地以保证现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兴城市的建立。但另一方面，当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地区之后，可通过合并全国范围内的几百万个村庄、两千多万个乡镇企业(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无以计数的细零化地块，使中国重新获得不少耕地，并使每块耕地的平均规模有所扩大，以利机械化的推广。顺便指出，由于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小城市，从节省城市用地着眼，中国也不应该片面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反而应从国情出发，鼓励大城市的成长。

　　3.不失时机，放手市场引导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城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保证企业和居民能够从聚集经济和外溢效应中获益。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一个经济可以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长期以来，由于要素禀赋的先天约束，特别是耕地极度匮乏，使得中国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农产品剩余。因此在自给自足经济下，中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态环境的低破坏。为了限制人口不向城市地区流动，政府必须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工业活动，比如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的，违背历史潮流的政策限制。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缚，无法向水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使当地的生态日益恶化。

　　加入WTO无形中使得中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最终走出几百年来的困境。中国可以用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换取自然资源、粮食产品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不再需要象过去那样，仅仅根据本国农产品剩余的多寡来硬性规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边贸易条款下，中国可以在本国需求上升，本国供应正好下降时，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乡或关闭厂房达到平衡，因为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调剂。同时，当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为制订的政策束缚在土地上时，人口的最优分布就很容易实现了。虽然预期中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国部分剩余劳力，但笔者预料，剩余劳力将主要靠中国本土吸收，因为城市化的加速会使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增长的空间，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进入WTO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中国能够根据其动态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结构的重组。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那些传统束缚将不复存在，或至少得到放松。城市化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失业率，吸收大量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一环。中国在制定城市化政策的时候必然会面临种种困难的选择。政府必须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放手由市场主导决定城市化的速度、水平，城市的分布，以及城市体系所应服从的分布(见笔记之二)。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外部空间获得扩大和回旋余地获得延展的大好机遇，不失机遇地对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采取更为大胆的，高瞻远瞩的政策。可以预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获得城市化成功之时，不仅将彻底改变自己的落后形象，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而且可以显著地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