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土地VS进口粮食哪个更划算 兼与茅于轼商榷

　　- 我们从国际市场上能进口多少粮食，才不至于影响中国经济稳定，不至于影响中国农民已经很困难的就业和收入？

　　- 要明确的是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就是保护粮食生产，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在当前粮食形势趋紧的情况下，粮食直补的这一政策导向应该更为明确。

　　尽管今年夏粮取了好收成，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正逐渐浮出水面。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我们面临的粮食形势，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粮食安全问题的存在不是一种臆断，而是摆在面前的现实。然而，一贯主张“靠市场来买粮”的茅于轼先生最近撰文认为，只要有市场，我们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并且对各种疑虑予以逐条地解释和反驳。一句话，粮食不是个问题。中国粮食问题真如茅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乐观吗？

　　“谷物净进口”的忧患

　　今年，我国的粮食种植面积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降趋势，全年粮食种植面积预计超过15亿亩，比去年增长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10105万吨，增产4.8%。对于目前的粮食生产，茅先生显然很自信。茅先生说，只要有市场，就会有粮食吃，而且，“我们谁现在还饿肚子？”。茅先生的这一判断的前提应该是，我们有足够的耕地资源，而且粮食种植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土地为例，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的耕地为12339.22万公顷，比1996年减少了近一亿亩。这里面大部分都是退耕还林减少的土地，各地盲目无节制地占用农田还没有完全统计在内。也就是说，我国农业耕地资源的减少已经是既定事实。事实上，耕地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最危险的程度：全国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公认的0.795亩的警戒线。同时，部分地区的土壤质量恶化，也大大影响到粮食的增产。正在进行的全国耕地地力调查的阶段性成果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全国有60%的耕地缺铁，30%的耕地缺锌。在产粮大省安徽，中低产土壤面积达417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5.5%。

　　新华社在6月底援引一位负责农业的高级官员的话说，2004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预计为4.9亿吨，而产量最多可达到4.55亿吨。现在我国的粮食还保持着每年3千万吨的出口，但为了稳定国内的粮食形势，出口量将逐渐有所减少。此外，供给缺口还需要依靠一定量的进口来补充。国家粮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达到创纪录的5.12亿吨后就开始稳步下滑，2003年粮食产量降到了4.31亿吨，达到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今年将有恢复性增长，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由于国内需求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成为一个谷物净进口国。

　　中国人只能靠自己养活

　　按照经济学上比较优势理论所得出的结论，的确很诱人：各自按照自己的优势进行生产，出口价格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口价格低的产品，从而达到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进口粮食从经济效率上来讲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如此看来，“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国内缺粮自然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买。茅先生是非常相信市场的。

　　能进口粮食当然是件好事，我国现在就一直在进口粮食。但问题是，我们从国际市场上能进口多少粮食，才不至于影响中国经济稳定，不至于影响中国农民已经很困难的就业和收入？我们面临的基本事实是，中国粮食消费水平的1%就占到世界粮食贸易的2%，如果进口大幅提高，粮食价格肯定会上涨，反过来高价又必然制约进口。尽管我们有超过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我们总不能老是算计着用外汇储备来填我们的嘴巴吧？

　　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茅于轼先生对“怕国际粮食市场对中国禁运”很不以为然。他说，一般而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WTO规定不许可用贸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除非联合国有决议。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自由贸易背后也充满了变化多端的潜规则，在当前国际局势多变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自由贸易的原则不被某些国家利用?芽而我们更不能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押宝。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期待公平的城市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工业化的确需要大量的土地，而且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土地供给。但一个必须强调的前提是，在现在的种植技术条件下，必须保证拥有足够的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才可以考虑土地的“农转非”问题，而不是一股脑地将责任全推卸到城市化的迟缓上。现实却让我们惊醒：由于部分地区欠规范操作，本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土地被在一级市场“垄断经营”的地方政府廉价供给开发商。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开发商低成本买土地，政府留足自己的，而农民有时候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

　　解决三农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将农民转移到城市。但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是公平的城市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民权利和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非常善于经济学分析的茅先生却“毫不含糊”地认为，“现在我们为了粮食增产，还制订了保护耕地的政策，不许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其它用地比农用地更紧张”，而且“保护耕地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进口粮食的代价”。我不清楚茅先生所说的代价的含义。然而，因为耕地保护不力，付出代价的却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兄弟，以及我们不得不正视日益趋紧的粮食生产。

　　至于保障方面，“失地”农民更无法和城市居民同日而语。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可一旦失去了土地，农民更没有与开发商们讨价还价的砝码。一些企业在利用低成本土地扩张后获得巨额利润，又有多少经济学家替农民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呢？

　　几千万“三无“农民的出现充分说明，缺乏公平的城市化造成的后果贻害无穷。在大量的滥占土地案件中，没有一个农民是心甘情愿地“洗脚上田”，踏入城市化的浪潮中。

　　价格杠杆与补贴并用

　　就当前的情况来说，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更为迫切。今年以来，我国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其中，粮食价格上涨“功不可没”。在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加强科技投入，采用价格杠杆来推动粮食生产无疑是一种比较现实地选择。

　　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3%；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面积达1324平方公里。在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基础上，如果粮食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上涨，必然会激发农民来的积极性，而粮食价格一旦低迷，农民种粮赚钱不多甚至赔钱，谁还会来种粮？因此，推进国内粮食市场化改革，让价格杠杆自发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将是最终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所在。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动用粮食风险基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直接目的是补偿低效公益产品，增加粮农收入，间接效应则是鼓励和刺激农民发展粮食生产。而要明确的是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就是保护粮食生产，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在当前粮食形势趋紧的情况下，粮食直补的这一政策导向应该更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