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发展形态畸形，人文城市将成为主流

　　期待人文城市

　　受访人：国家一级建筑师 刘 澎

　　采访人：本刊记者 寇建平

　　新远见：有人说，近20年来城市文物建筑受到的破坏，已经超过了过去200年。但建筑师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关键。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关键何在？

　　刘澎：建筑是集约大量社会财富的大型产品，建筑师对建筑有一定的设计影响，但总的来说，社会的整体变化对建筑的影响才是至关紧要的。

　　20年来城市古建筑受到的破坏超过过去的200年，这正符合从世界角度看过去200年的社会变革远远超过了人类近2000年的变化，而中国又不得不在短期内跟上世界的脚步。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变化，文化的传承的速度必然远远滞后于技术的变革。文化的遗失，文明的建立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修补的。巨大的落差必然带来巨大的破坏。历史上也有这方面的例证。我想塔利班如果没有大炮的帮助，要摧毁巴米扬大佛，恐怕是个巨大的工程吧。从另外角度来讲，破坏所带来的反思,正是我们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财富。

　　最关键的是当下中国，“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原本不错，但糟糕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展”只是“经济发展”，当这种单一的意识成为霸权、专制的力量，另外一些同样正确和宝贵的意识如：尊重文化的意识、具有人文关怀的意识却被排斥在权力机制之外，也被排斥在市场之外。

　　新远见：城市建筑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破旧立新的情况，在建筑哲学中，破与立，新与旧如何权衡把握，对城市建筑和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是什么？

　　刘澎：破旧立新是重要的，一个变化着的发展着的社会永远都是破旧立新的。

　　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对“新的”价值论证和研究，和对将来的光明前景的描绘。我们缺少的是对“旧的”——我们即将破坏的——价值(人文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研究和认识。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远远滞后于世界的水平,我们现在只有感性的来自民间的“保护古建筑”的呼声，这些由于缺乏行政体系的有力支撑而显得乏力。

　　“历史建筑”总体来讲是过去人们生活的一种物质反映和体现，对“它们”的草率行为使得曾经有过的创造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长此以往，会形成整个社会对于自身历史的冷漠，宝贵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最终使得文化的延续性受到极大破坏，新的文化创造乏力。

　　新远见：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们遇到了中国建筑史上从没有过的大好机会，但是为什么没有世界性的作品出现，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澎：建筑是社会的产物，深深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建筑设计师、施工人员、业主、材料水平、建造技术、甚至有关建筑的行政管理体系等等都在共同影响着建筑产品的品质。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整体社会具有世界性的水平，才可能有世界性作品的出现。

　　新远见：请问建设性破坏与破坏性建设对于当今社会与城市建筑的影响，哪个更深远一些？如何对待，用什么替代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破坏与建设.

　　刘澎：如前面所说，如何对待破坏与建设的问题，最基础的是建立科学的、文明的、人性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法治体系。

　　事物多重角度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考虑，不同的观点能够真正进入决策渠道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新远见：最近以来，“实验场现象”遭到众多专家学者的的激烈批判。最主要的是反对建筑文化中的自觉殖民主义。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探索到一条把现代主义和我们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路？

　　刘澎：如果要我来讲建筑文化上的自觉殖民主义，实际上这和对于发达国家的物质富裕的盲目崇拜有直接联系。我们首先是折服于发达国家的物质繁荣，进而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不自信。

　　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整体文化自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业主们对于国外大师的盲目追求；其次是中国建筑师自身缺少甘于寂寞、清苦的探索精神；再次也有相关建筑评价体系重视国外大师、轻视国内建筑师的问题。

　　应该存在着将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结合之路，但寻找这种结合本身即为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本土建筑师和整个社会一起付出巨大努力，同时，需要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具备足够的信心、宽容、耐心和自觉意识。

　　新远见：现在城市建设几乎一个模子，一味的高楼、广场、大片绿地，不考虑实际功能，这样的建设，是否是城市规划的失败？

　　刘澎：这显然是规划的问题。城市规划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参与其中做很多艰苦的研究和考证工作。但是中国城市规划人才几乎出自建筑和地理两个学科，缺乏多学科参与的规划，一个只从较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方案显然对于错综复杂的现实没有太多指导意义。

　　新远见：各个城市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以及城市建设中长官意志和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您是否认为这个才是城市形态的真正危局？

　　刘澎：我认为这不是城市形态的真正危局，所有的过程都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各种力量的博弈并非坏事。关键是建立建筑师、施工人员、官员、业主相应的责权利考核机制，尤其是决策者的责任和权利的考核机制。

　　我认为城市形态的真正危局主要在于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人文意识被“物质意识”所取代，后者成为主导一切的意识形态，如果握有城市建设权力的人只关注物质世界，关注于物质的量上的增长，那么城市形态质量的下滑是不可避免。

　　新远见：中国建筑学会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顾孟潮指出，城市面貌越来越趋同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刘澎：现在压倒性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和市场”，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城市面貌的全球化是很自然的现象,城市建筑最主要的功能是满足城市的发展,适应人们的使用,他的建造过程和使用过程必然要用与当下技术相适应的材料以及空间形式.只有你创造了新型的生活方式,有特色的文化习俗,才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和城市景观。当然,建筑艺术上的探索也可以促进人们文化面貌的改进,但这不是建筑的主要义务。

　　新远见：我们应当考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文化，寻求一种在传统体制下，不可能生成的新的城市人文空间，进一步则是说，如何从文化沙漠中崛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城市文化类型？

　　刘澎：等到那一天，当“钱”和“环境”、“人的生命”等等多种价值真正成为共同有力量的意识形态，被整个社会大多数人认可，而有一部分关注“人文价值”的人能够进入决策体制，发挥作用时，也许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类型。

　　我们需要做的是行动、等待与希望。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讲，具体行动表现为提升自己，控制对物质的过多欲望，帮助他人。当然，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