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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从立法起草开始，有关方面就强调要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却很少会想到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的成分参与其中。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自然人“一人公司”为例，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完全忽视。在讨论修订公司法之际，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尤其应引起高度重视。
《公司法》实施后，“一人公司”就焕发了蓬勃活力。目前，我国法律只确认了两
类“一人公司”，即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投资的“一人公司”，没有赋予自然人“一人公司”的合法性。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自然人“一人公司”在传统文化因素的滋养下，正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普遍存在。如果对我国自然人“一人公司”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与世界其他各国一样，它的出现首先是以有限责任式的公司制度的确立为历史前提，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同时，它又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传统对自然人“一人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族社会“公同共有”的财产制度。我国古代强制实行家财的“公同共有”，子孙不得有私财。现在，一些家庭投资设立公司时，只不过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态从家庭转变为公司，家长拥有实际控制权和决策权，其他成员多为挂名股东，实质是“一人公司”。二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一些实质的自然人“一人公司”在注册公司时，为了满足公司成立的形式要件会凑足两个以上股东的名字，甚至不惜采取借用或租用身份证等方法规避法律对股东人数的规定。三是信奉“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单干传统。国人办公司时，多信奉自筹资金，自己一人做主决策，而不愿吸收外来资金，实现资本的股份化，所以国人更倾向于选择自然人“一人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自然人“一人公司”在没有合法地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得到传统精神的支撑和驱动，它的生命力可能会比西方的同行更为顽强。但长此以往发展下去，我国的自然人“一人公司”蕴藏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由于在“一人公司”中通常是一人股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不存在相互制衡，可以随意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甚至逃避法定义务、契约义务或侵权责任等。另一方面，在法律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国的自然人“一人公司”如果不能把公司事务与家庭分离，难以摆脱家长式的管理，导致公司理性化的运作难以出现，无法培植与现代公司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文化精神。
考虑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影响，加强对我国自然人“一人公司”发展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加快《公司法》的修改进程，并适应世界性的“一人公司”合法化的潮流，并从立法和司法上严格对自然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黄震(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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