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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信用问题对于公司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当我们试图对境内所有的上市公司以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指标进行评判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本周，美国雅芳公司传出来新的消息，称其已经被口头通知确定为直销立法试点企业。这肯定会使直销立法的话题再度升温。
我们粗浅地研究过外国开放直销业的条件，希望了解在其他地方如何防止直销企业进行老鼠会式的诈骗，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整个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建立了完备而且有效的信用体系。犯罪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有能力控制它的危害，使其破坏力保持在可以容忍的最低限度之内。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必须认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慎重。
如果一家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影响到并不购买其股票或者产品的每一个普通人，那么它就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关系。如果它的不良行为最终会破坏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破坏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有一种力量代表公众来制约它。
我们认为这属于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责任。
“信任度的确是股票投资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市场的交易行为不能被看作是投资，倒是可以看作赌博。说到赌博，我看更好的去处是澳门，或者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美林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唐纳德·Ｈ·斯特斯泽姆可能是第一位知道《经济观察报》“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和“信任100”两项指数的外国人。7月22日，他在与本报项目负责人清议的会晤中，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肯定了这件事的意义。
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媒体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研究机构，其中有些本身就是在成功的独立研究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不仅是尊重媒体发展规律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一家新闻媒体独立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而不受外界因素干扰。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相一致，媒体的社会责任正在由单一的新闻报道向积极参与社会评价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社会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全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标准，促进法治，维护道德。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特有的社会传播功能可以大派用场。
进一步说，在经济学家眼中，信任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赖以进行的基础。在货币市场，银行不良贷款总是与不可信任的债务人相伴。在资本市场，熊市总是与不可信任的上市公司相伴，十八世纪初叶英国爆发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如此，几年前横扫华尔街的会计丑闻也是如此。在中国，以巨额不良贷款和股价过度波动为背景，银行债务人和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已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如此说来，确立一个信任度评价标准，并以此推动信任度建设及市场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必须承认，围绕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的研究与发布，有两个意想不到。一是意想不到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和阻碍，许多上市公司对信任度瑕疵报告做出积极回应，许多投资者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二是意想不到在指数发布之后市场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而且没有因此受到任何一方的指责。我们深信，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从监管部门到上市公司，再到广大投资者，大家都怀有一个共同愿望——提升上市公司信任度，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经济观察报》开展上市公司信任度研究的初衷。
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我们充分尊重了特殊国情并且接受了经合组织(OECD)公司治理标准和国际公认会计标准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本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信任度指数为35.6，而且出现了得分在10分以下的公司，但是这并不奇怪也不算苛刻。在其他新兴国家的市场这种情况也并不鲜见，即使在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内，许多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同样会受到投资者的强烈质疑。根据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这些指数研究包括由此引起的公众对于上市公司的质疑，一向是公司进步的最好的外部动力。如果这种动力越是能够长久保持，它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意义就越是能够显示出其非凡无比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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