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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琨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叙事。”中国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说。
对于这一庞大叙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有了最新的思考。在日前的全国政协
十届六次常委会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过20余年10％左右的高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到现在却只达到了小康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邱晓华提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20年奇迹般增长之后所要面对的考问。
从1979年到1993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到1994年开始的“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由盛到衰，由衰到盛的范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尼科拉斯.拉尔迪认为，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经济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正在扮演着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的角色。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与1990年代中期梦幻般的增长相比，中国经济内生的问题给人们带来的焦灼感正在增加。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赖平耀这样评价以19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的中国经济增长：整个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高增长为整个社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城市人口充分就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工业部门、向城市平稳转移，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但是以1997年为转折点，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了步伐，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变为“七上八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国有企业绩效恶化，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而乡镇企业转向没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受影响，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经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但赖平耀认为，当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占据了重要份额时，中国厂商还没有做好在资本密集型(往往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大显身手的准备。
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前景依旧保持乐观。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居民对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持有的热情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其实无需作太多理性计算，人们都可以认识到这些因素将是现在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只是坐待中国经济因此回复到过去两位数增长的黄金时代，以此消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内生问题，这将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预警。人们失望地发现，经过多年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倒是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首次通过各自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此次宏观调控更加纷乱，也更加凸显改革陈弊的重要性。我们看到，虽然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俱在，但旧有的方式将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这业已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乃至众多市场经济主体的共识。
比如邱晓华先生，他认为20年高增长绩效不如人的首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运行模式、体制方面存在问题”，而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20年的改革开放到了后期则是“以开放代替改革”。作为一名政府官员，邱晓华还认为，中国经济“尚没有明确创造财富的主体是政府还是民间。过去过多看重政府、国有经济，没有运用市场、民间的力量，效率较低。”
这样的理性思考是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本来就是一项没有成功范例的宏大事业，采取的是试错法式的试验，这就意味着反思和辩难将是我们找寻正确路径的必要条件。杞人忧天虽属多余，但未雨绸缪甚至亡羊补牢则是改革进程中应有之义。为此，以理性和建设性作为指针的本报希望尽媒体公器的职责，沿着邱晓华先生提出的命题，试图为20年经济增长中的各个内生问题作一粗浅梳理。
20年经济增长的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从计划制度向市场制度的转变，作为一场制度变革，就必然会经历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之间的反复博弈，往往表现为杂乱无章的事件，并不符合某个统一的思想逻辑。但这种利益切身的感受加之各种思考和讨论，却几乎贯穿整个20年。在变革时期，凯恩斯说，对现实影响最大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思想。现在正是思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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