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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权力”？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它是“一个人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行为能力”。然而在《规训与惩罚》或者《疯癫与文明》中，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的占有带来权力，而权力又反过来垄断更多的知识，以作为征服和获得更多权力的工具”。
这种对权力的诠释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以至于已故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那部出版于二十五年前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也延续了这种理论。
在书中，萨义德运用后现代理论，开启了后殖民批评的先河。譬如他认为，在西方视野里的所谓东方是西方人精心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出于想象而非真实的形象，是西方出于殖民主义目的而推出的产物。在这种语境下，东方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但总是充斥着卑微的生命和神秘的精神世界，其人民不是绝望地消极，就是莫名地反复无常——就这样，东方总是被西方丑化为野蛮和缺乏理性的妖魔。
知识作为权力，像这样的转化并非西方首创，尤其当我读到由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和阿维赛·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合著的《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时，更加确信了这点。英国著名记者伯鲁马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哲学教授玛格里特，在书中将这种东方对西方的想象称为“西方主义”。他们认为，西方主义发展至今，其扩散之广、影响之深已远甚于东方主义。萨义德本人就曾在其后期的一篇文章中不无忧虑地指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已经陷入了一种简单的反美主义，而对作为一个社会的美国却知之甚少。
《西方主义》一书的精彩之处，在于两位作者不仅首创了“西方主义”这一术语，而且还追本溯源，试图将这股思潮的源头挖掘出来。伯鲁马和玛格里特在书里指出，西方主义下的西方是这样的：浅薄而傲慢，缺乏东方那样的古老传统；追求罪恶的城市，唾弃美好的乡村；以商业原则替代英雄主义；总是物质至上，漠视精神和灵魂，道德败坏……等等。在这样的前置逻辑下，西方自然是邪恶的，东方则是圣洁的，为了保卫东方的圣洁，必须要动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阻挡西方，甚至摧毁西方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主义刚好为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对西方社会的攻击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基础。
很显然，伯鲁马和玛格里特并不认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尽管后者因为本身的宏大和抽象而一直被作为主流话语来对待。相反，他们认为虽然文明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但冲突却是由想象造成的，只要去除想象，冲突也将不复存在。
“9·１1”之后，美国人一直纳闷，“为什么那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会如此讨厌我们”，而对这个疑问，伯鲁马和玛格里特给出的解释是，西方主义的大部分论调实际上来自西方文明本身；西方主义是浪漫主义思潮“西学东渐”后与本土宗教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就拿伊斯兰激进思想来说，在作者看来，其伊斯兰部分的内容属于阿拉伯世界，而其激进部分的内容则来源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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