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深渊——中国银行业的出路分析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暖意融融的同时，造就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寒冷坚冰，那就是中国银行业。中国是否将爆发金融危机一直是各国所关注的，而近期的种种争议尤其令人瞩目。

　　在2002年10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预言中国将在2006年之前爆发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对中国银行业表示忧虑，近20年来，大国中尚 未爆发严重的银行业危机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

　　在2002年底，全球不少有影响的金融研究机构、评级机构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象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

　　穆迪公司在其2002年10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几乎所有的国际评估报告都认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进展甚微。

　　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这么难？其一，通过国有银行集中金融资源，以高度计划化的方式进行配置迄今无退潮的迹象，银行资金被作为准财政资金使用的巨大惯性，使得人和对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都市将直接导致政府对资金直接调配能力的下降；其二，当初国有银行业改革的推进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对象，因此“罗素悖论”再度浮现：谁为理发师来理发？谁能企望既存国有银行体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触动和推进可能弱化其权力和收益的改革？

　　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无法回避深渊的境地：其一，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实际已枯竭。根据高盛在2002年12月的报告，截至到2001年底，即使不考虑剥离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资产，则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国有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6.1%，中国银行业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银行业全部贷款的4.9%。其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深不可测，要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注资，并使其恢复续存能力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高盛给出的乐观、中等和悲观三种方案中，重组中国银行业的成分分别占GDP的21%、44%和68%。即使政府独力支撑危局，即使未来经济增长维持在7%-8%的水平，如果财政收入增速维持现状，那么为中国银行业重新注资，可能需要耗费未来中国政府8年(乐观)、12年(中等)、25年(悲观)的全部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我们认为在2007-2008年左右，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危险和敏感年份。当我们俯视中国银行业黑暗不良资产的深渊时，这个深渊也在冷峻地回望并可能吞噬我们。

　　一切水落石出了：如果不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会面临骤然间被危机而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视问题的姿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不存在或者蒸发。就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而言，最紧迫者在三点，一是转变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银行内部党政企分开，使银行具备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土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资,这种外部注资既可以来源于民间也可来源于外资；三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银行的操作风险尽可能地降低。

　　官本位造就的悲剧可以使得优雅的银行家家破人亡地成为阶下囚，而这竟仍然是中国国有银行业目前最主要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么激励不足，要么激励过度。官本位制本质上是行政激励和约束制度，而非市场化的。如果行政激励是充分市场化的，那么官本位制相对于市场机制就是多余的；如果行政激励不是市场化的，那么官本位制就只能领导干部行为的扭曲，即所谓“只要委员，不要美元”现象的流行。更为可笑者，在于管本位还导致政府在“单一雇主制”的幻象下，对甚至并不拥有产权的金融机构，也派出行政干部来实施行政控制和经营干预，官本位和中央把国有银行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意旨越来越格格不入。

　　如果捉襟见肘的公共资金不能为银行业改革提供维系生存的注资，那么至少不要堵死国有银行自我拯救的一切可能。国有银行应该考虑通过分拆上市、存转股、存转债来补充资本金。

　　所谓分拆上市，就意味着国有银行必须进行集团化改组，集团内部至少应该形成以侧重未来发展的好银行、侧重于作为银行内部剥离不良资产的坏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侧重于混业发展的类投资银行(之所以称类投资银行，在于目前的框架仍然是严格分业的)三大块，这样作为好银行的一块，才有可能通过分拆的方式争取上市并获得外部融资。国有银行整体上市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一则是海外资本市场难以吸引投资者接受这样的“好银行”，上市路途艰险；二在沪深股市目前风声鹤唳的状态决定了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四大国有银行不可能整体上市。这样的集团化改组可以为国有银行上市创造条件，未来国有银行集团能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可能获得外部注资和相对甩出包袱的“好银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焕发青春并重塑自我积累能力，而这种“造血”的自我积累又能否和“坏银行”在清理和再出售不良资产的严重“失血”取得动态的平衡。

　　所谓存转股，就是改存款为股权。应考虑通过制度创新让私人部门参股到国有银行中来，例如可以给储户一个类似期权的选择，即他们或可选择继续保持储蓄，或可选择将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银行的股权，如此则一石三鸟，一是银行在负债降低的同时股本金大增；二是民间投资也可得到有效启动；三是避免了直接在沪深股市上市可能造成的动荡，私人部门的参与是较理性的选择。

　　所谓存转债，就是允许银行发行次级债券。这是目前启动中国债券市场和银行改革稍纵即逝的突破口。国有银行发债可以较为巧妙地回避一般工业企业的这些难题，毕竟国有银行发债的信用水准较之工业企业比可比拟并且现在处于人民币利率的空前低位。因此，赶在利率市场化之前，为国有银行发行次级债券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中国的空前低利率和债券市场的举步唯艰，使得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不仅融资成本低，并且可以激活债券市场。

　　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而在民营银行的发展方面，我们可能正在重复这样的悲剧。中国的基层金融正面临严重的空洞化危机。工行从网点最多时的47000个到如今只剩下28000个分支机构，撤掉的网点达到近两万个，。四大行撤并县以下的网点留下的空白远没有弥补。四大国有银行的"瘦身"和邮政储蓄对基层的资金“虹吸”，都使得原本困顿不堪的基层金融更加困难。目前难堪的资金"失血"现象没有可解决的思路？这迫切需要民营银行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

　　民营银行的设立可以缓解农村基层的资金"失血症"。作为大型银行的国有银行天然地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即更多地注重将全国范围内吸收的存款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这使得本来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被转移到资金已经较为充裕的发达地区。以社区银行为特色的中小银行具有鲜明的"根植社区、服务社区"的特点。而中国若能制定《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社区银行资金取之社区，用之社区，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对民营银行能否在中国银行业中生存，人们似乎仍然充满疑虑，以为这样的思路是可以回避的。

　　关于民营银行能否设立存在诸多纷争，第一种说法是，国有银行的改革乃金融改革的主战场，而发展民营银行等等乃属于顾左右而言它。第二种说法是，国有银行体系需要手术，而发展民营银行，有点像服用中药。在某位官员看来，银行业向内资开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进行改造，这是手术；而从头建立民营银行见效太慢，只是一剂"中药"。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的却是一次手术"。第三种说法是，既然国有中小金融机构搞不好，民营银行自然也搞不好，如若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即使可以避免新生银行再次成为‘能人'们显神通、玩关系、圈钱的‘烫手山芋'，可杜绝一些乡镇地区新生银行成为滋生黑恶势力或利益集团、家族势力把持、操纵的领地，但也不敢保证是否会重现‘金融三乱'的重新上演。

　　种种纷争提醒我们，如果现在没有看好民营银行的气度，至少不应该缺乏20年前宽容民营企业存在那样，宽容民营银行存在的气度，或者说，至少我们应该有让民营银行上演哪怕是自生自灭的失败悲剧的气度。

　　就第一种说法而言，将国有银行的改革绝对地放置在第一战场，乃是一种“三大战役”就是解放战争的逻辑。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搞活"国有企业就是企业改革的全部内容的话，似乎无可指摘，毕竟当时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还是凤毛麟角，外资多在观望，民营企业连拾遗补缺都谈不上。但廿年过去，企业构成从国有企业"一柱擎天"演变到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没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国有企业的脱困攻坚乃至击破垄断就会瞻前顾后，颇多忧虑。因此，试想如果当初眼中只有现在的"国有企业"，没有未来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那么目前国有企业就会更独木难支。现在银行业改革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以为对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是银行业改革的全部，对发展民营和外资银行过于轻描淡写，岂非漠视了国有企业已做过的困境，甚至使国有银行的改革较之已进行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更人为地曲折难办？

　　就第二种说法而言，金融改革需要重症下猛药，但在目前猛药不见踪影的情况下，对民营银行的发展至少应该有"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宽容。即使以后有所谓猛药、大手术，那也总需要用药的君臣相济之道，需要民营银行的存在和发展。

　　就第三种说法而言，更是匪夷所思。勿用讳言，民营银行的确会给金融监管带来许多难题乃至悲剧性事件。但一谈民营银行的风险，似乎民营银行就可以免谈了，如此天下哪里有从不下游泳池而能游泳者？将当年国有和集体基层金融的缺陷和失败直接作为民营银行可预见的缺陷和失败，只能说是奇特。

　　未来中国经济的繁荣需要国有银行顽强地活下去，用较之国有企业改革更为殚精竭虑的姿态考虑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出路，已不能回避；未来中国民营银行作为草根金融的角色不能被先天地剥夺。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20多年，如果当初我们武断地以为，因为国有企业当时还是压倒性的企业存在形态，民营企业当时还是十分弱小乃至罕见的企业形态，就否定了后者生存发展的必要性，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现在武断地以为，四大国有银行的生存及其风险释放是压倒性的首要任务，民营银行是可有可无的陪衬，那么我们就可能犯了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的失误，并且可能失误得比20年前更离谱。

　　中国银行业经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临深渊履薄冰了，已经到了不能靠虚与委蛇的小修小补就能迎来明天的时刻，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直接牵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享有长久的繁荣。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未来中国的银行业，也势必应该突破现有银行业的种种雷区。

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