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9＋2” 走出浦东阴影与东盟对接

　　CEPA的签订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使广东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广东提出“泛珠三角”战略，正应大势

　　吴传震/文

　　粤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有朋自远方来，看到广州遍地是“9＋2”的消息，内心颇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政治作秀。甚至连此次“9＋2”经贸洽谈会签订了近3000亿元的合作项目，此人也认为不足为奇。理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即使没有“9＋2”，一场合十一省区之力而成的贸易洽谈会也应有此数。

　　此种心态的出现，并非偶然。去年8月，广东提出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之后，一年之间，关于“泛珠三角”的议论纷至沓来，粤地政学各界或有辩驳，但理由尚显不足，未能大信于天下。

　　平心而论，一场为期四天的经贸洽谈会签订总值近3000亿元的合作项目，实为破天荒的第一遭。受此鼓舞，媒体上叫好之声铺天盖地，也在情理之中。

　　上推到两年前，当时媒体齐声“唱衰”珠三角，力捧长三角。上海是当年的宠儿，广州只是偏居一隅的灰姑娘。一晃两年过去，就换了一天地。

　　决定舆论转向的是内外形势的起落。内部的起落是CEPA的签订；在外部，则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以及和平崛起论的出台。

　　超越形势起落的则是千年不变的历史发展规律。何博传在《珠三角与周边区域关系的变化》中总结道，“唐宋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发展的基本路线是顺东转南，大门就在珠江口，不是某人或某种政策想改就可以改的。”

　　摊开中国地图。西北多戈壁大漠，与邻国往来不胜；东南沿海，海上贸易频繁。广东地处南海，地理位置便于与南洋诸国交往；上海地处中国腰部，位于大陆之东，面向大洋，外部力量由上海吴淞口溯长江而上，便可辐射大半个中国。

　　其实，清末以降，广东和上海之间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广东主外，上海主内。从中国向外，要数广东；而从外部进入中国，则非上海莫属。

　　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迫使清政府就范后，却只要了珠江口边的一个小渔村。深谙世界贸易之道的英国人并不傻，因为中国的海外市场在南边，控制了珠江口，就控制了中国海上贸易的咽喉。与此同时，上海在1843年开埠。这是英国人为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给自己的安排——通过长江口，逆流而上，直达中国腹地。

　　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后30年间，中国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包围下，国境全面封锁，但广东却是例外，深圳的罗湖桥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为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惟一通道。1979年，改革开放，还是回到珠江口。

　　广东提出“泛珠三角”的战略规划，正应大势。以珠江为纽带，将南中国的十一省区联合起来，与东盟对接。由此，粤港得处居中调停之所，成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主要通道。

　　走出浦东阴影

　　自“九十年代看浦东”这一口号提出之后的十多年，珠三角的发展一直笼罩在浦东的阴影之下。在某种意义上，浦东成为长三角的代名词。

　　1980年代，广东搞改革，中央给的只是政策，各省市部委去深圳等地投资，还是以市场的名义去砸钱。1990年代，开发浦东，中央既给政策也给资金。

　　2002年的统计数据出来，长三角的GDP是珠三角的两倍，长三角15个城市的平均GDP比珠三角9个城市的平均GDP高出20%，对全国的贡献也比珠三角高10%。

　　这些数字使珠三角黯然失色，而长三角却光芒万丈，“唱衰珠三角”的论调也达到了顶峰。但还有一些关于这两个三角洲经济区的基本数据被唱衰者们忽略了：相比珠三角，长三角是两省一市，而珠三角只是一个省的一块区域，同时，长三角比珠三角，面积大了1.4倍，人口多了1倍，200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了1.8倍。

　　因而，长三角的GDP是珠三角的两倍，这符合逻辑。在看到长三角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珠三角的长处。比如，2002年珠三角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比长三角地区高出1／3和1／2。长三角中城市消费支出上海最高为10464元，低于深圳的17921元，等等。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看浦东”喊了十几年之后，上海成为中国甚至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一努力还在继续之中。上海的辐射能力还不能推至全流域，这一方面与武汉自身搞长江中上游经济圈有关系，更主要的是长江水运被陆路交通拦腰截断。以武汉为例，武汉到广州的火车比到上海快两个小时。武汉以西的原长三角腹地，通过陆地高速交通转头直奔珠江口。

　　然而，即使是2002年，珠三角成为舆论的弃儿，它也没有衰。2002年，长三角地区出口总额924.51亿美元，确实不错，但同年珠三角地区出口总额为1126.2亿美元，占了全国的1／3，仍然高于长三角。

　　从2002年之后，珠三角并没有衰，长三角也仍见好。但广东则逐渐从浦东的阴影之下走了出来，也慢慢明白，中国发展的重心，还会继续南移，因为珠江口是中国千年门户，这种地位，随着CEPA的签订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落实将不断强化。

　　CEPA推动泛珠三角

　　2003年6月底，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订。8月初，广东提出推进“大珠三角”经济合作新动议，决定打造从1小时到3小时内通达的经济圈。

　　大珠三角地区至1997年之后一直没有“整合”，是因为有“两制”。何以7年之后，要让它们绑得更紧密呢？原因有二，一是加入WTO，二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出现。正是基于此，必须在经济层面上开一个口子，消解两种制度的阻隔，CEPA应时而生。

　　1980年代的开放，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引进来，走出去”。大部分还是沿海城市把海外的小老板请回来，再送出去。后来鼓励所谓“走出去”，也主要是北方人走到南方，南方人走到香港。

　　恰好这时，WTO给中国人带来新希望。不过这种新希望，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一直习惯“走出去”的珠三角，现在真有点小本钱可以走远一点了，却发现外面的大家伙开始走进来。原来市场在里面。

　　于是珠三角一场开拓腹地的活动便起步了，珠三角找到了华南和西南诸省区，提出大伙一同组成泛珠三角，而CEPA破除了与香港合作的制度障碍，这也让泛珠三角的魅力大增。

　　对香港来说，2002年的GDP与广东相差无几，约为1.2万亿港元。务实的香港人已经接受“粤主制造、港主服务”的安排。

　　香港熟悉国际市场，有一套能保障社会公信的法理系统，在此之上，是强大的服务业。而服务业是跟制造业走的。香港8万企业进入大陆，有7万在珠三角。经香港转口的货物70%来自小珠三角。以跨国公司亚洲或亚太总部数目计，目前香港就比上海多10倍。

　　香港就有2000多家航运与码头公司，有19条国际航线联系着世界上460多个港口，还不论广州的黄埔港、深圳盐田港及珠西的众多港口。全国四大航空港有两个在珠三角，外加香港每周3300多航班的一个世界超级机场，形成了一个全球最繁忙的立体交通网。

　　这样的区域整合优势，令人生出无限遐想。据统计，大珠三角的经济总量是3000多亿美元，超过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总和。

　　一些大家伙已经走了进来，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入深圳，IBM、HP、GE、IKEA等国际巨头的中国采购中心也放在珠三角。日本三大汽车企业全落户广州。

　　因而，“泛珠三角”从表面上看有点不合情理，但实际上绝非偶然。从一个约4万平方公里、4000多万人的小地方，“泛”到近200万平方公里、4.46亿人口的广阔天地，华南与西南各省区也就是冲着粤港这座桥梁。

　　2003年8月，广东提出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得到其余十省区的积极支持。仅十月间，就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框架合作协议》，中央政府也表示支持，并鼓励广东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

　　今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时候，要向“追兵———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学习。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共赢的考虑。因为不论哪个地区取得发展和进步，都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每个地区都取得发展和进步，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与东盟对接

　　2002年1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面世。两个月后，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提出要“和平崛起”，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和平崛起，就意味着不打仗，以发展经济而崛起。考虑地缘经济因素，中国未来崛起，离不开东南亚国家。有说法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

　　对于泛珠三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更是意义非凡，对比一下泛珠三角和东盟，就产生一些十分有趣的东西。

　　泛珠三角是“9＋2”(粤、闽、赣、桂、琼、湘、川、云、贵加港、澳)，200万平方公里，4.46亿人，2002年GDP约为6000亿美元；东盟是10国，450万平方公里，5亿人口，GDP约7000亿美元。不论从规模、实力、形态来说，这是两个大致对等的地区。

　　东盟十国中，越南与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历史上就属南洋经济地理圈。因而在经济运作上，CEPA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来主要还是中国华南、西南与香港及东盟之间的事，也就是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事。

　　重要的是，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不管有多少通道，主要转换地就在大珠三角，香港—广州是主轴，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交往将给大珠三角灌输巨大的活力。

　　现在看来很清楚：泛珠三角与东盟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地理经济区，只是后来被国际政治因素分割了，现在又希望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来重新整合。

　　(此文得到何博传先生《珠三角与周边区域关系的变化》一文启发，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