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民主与全球化

　　姚洋

　　《读书》最近连续刊载两篇关于村庄民主和全球化的文章(温铁军等：《怎样的全球化？》，2001年第8期，张鸣：《热闹中的冷想》，2000年第3期)，其共同点是对村庄民主和全球化表示出深度的怀疑。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些怀疑做出回应，澄清一些事实和观念，以利更深入的讨论。

　　温铁军和张鸣似乎特别欣赏中国古代以乡绅之治为特征的精英政治。铁军说：“传统社会中自有精英产生的一套机制，当需要解释乡规民约的时候，社会精英会自然产生作用，不需要的时候没必要以昂贵的成本来维持。”(温铁军，第3页)但是，精英政治对于中国乡村决不是一贴良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以牺牲平民的利益为代价，而且也因为它在现阶段农村的不可行性。

　　铁军和张鸣怀疑村庄民主的一个共同理由是，民主是外来的正式制度，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深厚的乡村自治传统和千百万分散的小农的国度未必适用。“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无疑是中国的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张鸣，第16页)果真是这样吗？如果乡村自治仅仅指的是官不下县，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自治体应该有自己的法律和执法机构，但古代乡村并不具有这种自由。朝廷虽然不向乡村派官吏，但其法律却具有普遍性，村庄也不可能成为阻止它侵入的壁垒。温铁军和张鸣将政府行政等同于国家是错误的。国家是由政体、法律、行政等多方面构成的，所谓官不下县仅仅是就行政而言，而不适用于国家的法律以及其它方面。张鸣认为计划经济将小农强行绑在国家的“行政列车”上，从而破坏了农村的自组织能力，言下之意是古代国家对农民是放任自流的。我虽是历史学的外行，但也耳闻中国古代强制性人口迁移和编村制度对乡村的破坏。中国古代的乡村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所谓乡村自治，不过是乡绅之治，或用现代的话语来说，是精英政治。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乡村就像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平民与乡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佃户-地主经济关系之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哪有一点浪漫可言？中国古代乡村的自组织能力的源泉逃不脱宗族势力、传统伦理、经济依附乃至地痞政治的范围。秦晖和苏文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发现，关中在解放时没有多少地主，但恶霸不少。这些恶霸横行乡里，既是统治者所利用的统治工具，又是鱼肉百姓的地痞。同样，在外人看来，禹作敏的大邱庄可谓秩序井然，殊不知，在这个封建土围子里，禹作敏父子做尽了坏事。

　　如果中国传统还有任何可以为现时所用的话，大概只能是尊重权威、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了。但这样的伦理还存在于中国乡村吗？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传统伦理已经丧失殆尽。一个例子是家庭的核心化。一般人的印象是，中国农村还保持着大家庭的格局，但笔者所参与的数项调查发现，三、四口人的核心家庭占据着农村的主导地位。大家庭的瓦解使得社会关系原子化，传统的垂直伦理让位给了新型的平面关系。年轻一点儿的人的交往圈子早已超出了村庄的范围，商业关系对他们来说比地缘和血缘关系更重要，尽管后两者时常被他们利用来作为商业关系的起点。中国乡村正在商业化和移民的冲击下在社会层面走向分裂。在笔者最近参与的一项涉及华北、苏南、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各一个村庄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中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摆脱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以收入作为最主要的分水岭(刘一皋，王晓毅，姚洋：《村庄内外》，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归传统伦理已经失去了组织和动员基础。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乡绅之治是以乡绅之知识优势面对文盲和半文盲对知识阶层的尊敬为支撑点的。在以文盲为主的古代，有文化的乡绅成为统治者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平民对知识的景仰又给了他们统治的权威。当今的中国农村，教育水平固然不高，但教育的分布却非常地平均化(部分原因是高学历者进城的缘故)，从而使得基于知识优势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刘绍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可以用稿费买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现在恐怕连莫言也做不到。原因很简单，拥有知识的人增加了，知识的相对价值自然就下降了。这是好事，因为知识的平民化正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正如铁军和张鸣所指出的，古代的乡绅之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绅的道德感召力。但是，这种道德感召力又是产生于他们的知识优势或作为村庄长者的权威。正因为此，目前的农村精英们并不具有这种道德感召力。所谓精英，就是那些在村庄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在当前的中国农村，这样的人只可能是两类人，一类是村庄的富有者，一类是和上级政府关系密切者。他们没有了古代精英的知识优势，也没有因地缘和血缘关系所赋予的权威，因此不可能对其他村民构成道德上的楷模。

　　中国农村过去没有脱离国家的介入，今天更是被纳入了国家的轨道。计划经济时代自不待言，农村改革之后仍然如此，国家在土地制度、计划生育、税收、教育等等方面都介入极深；更重要的是，国家法律已经不再迁就宗法制度，而将管辖范围扩展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农民也正在逐渐接受这样的事实，并积极地利用之(在浙南一个村子里，我们发现，村民已经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要求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村委会)。那种将国家撤出乡村、使其实现自治的想法是极不切实际的。实现乡村自组织能力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这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制度无法改变，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因此没有必要改变。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允许小单位的地方自治；同时，国家法律的深入使得农民个体得到国家的保护，和古代的宗法统治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原生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自然的东西，至少，它可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相反，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破坏乡村自组织能力的。民主是外来的，但却是建立乡村自组织能力的一种手段。要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撩去笼罩在民主之上的迷雾。

　　在某些语境下，民主被赋予了道德的力量，但民主的的确确和道德无关，它只不过是公民自愿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或“国家”的团体所必需的手段。在一个利益分散的社会里，除了民主，没有其它可以使人们长期和平相处的政治框架。在这里，抽象的论述可能是无益的，中国的现实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沿海地区的农村，外来人口俱增，在许多地方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人口数量。但是，这些外来人口是二等公民，他们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压迫，而现有的制度架构又没有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申述和保护途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冲突就不可避免。民主对于移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权利，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也只有民主，潜在的暴力冲突才能被和平的讨论和对公共管理职务的竞争所消化。

　　就民主是一种组织手段而言，它往往被赋予过多的责任。比如，许多人认为民主可以消除官员的腐败，同时也应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观察到这些成绩，他们就会认为民主是没有用的。民主单独不能消除腐败，在这方面，法治的作用更明显。民主的矛盾在于，它是公民组成社会的政治基础，因此必不可少；但是，我们又无法将其发挥到极至，事事由全民公决来决定，而只能采纳代议制来解决问题。代议制度赋予官员自由裁量权，从而使腐败成为可能。此时，法治作为民主的补充物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在这里不想把话题引向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而只想提醒读者，不要把法治的失败错误地归罪于民主的失败。同样，那种认为民主应该促进经济增长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在理论上，我们也无法找到民主必然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理由。民主只是公民自愿组成社会所必需的工具，而不是为经济增长而设计的制度条件。

　　当我们撩去笼罩在民主之上的迷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只关注民主在社会组织方面的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民主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农村自组织能力的工具的原因。前面说过，国家的介入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现实，精英政治已经失去了政治基础；同时，道德感召力和知识优势的丧失使得新精英们失去了被民众所认同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作为建立权威的替代制度可以是有效的。一些民选的村委会干部之所以敢于公开和村党支部叫板，和他们所认定的合法性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在海选的情况下，能够当选村干部的人一定是村里的能人，或我们所说的精英。在选举的条件下，他们因此获得双重的权威：一方面是产生于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自然权威，另一方面是来自制度对这种权威的保障。因此，从本质上说，民主和自然秩序对乡村所产生的效果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民主为秩序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并将村庄纳入到国家体系中来。无论我们怎样地不愿意，中国农村还是在经历着快速的商业化，传统的农村社区正在解体，乡村自治只能是对古代的浪漫遐想而已。

　　铁军和张鸣都强调民主的成本和民主的效果问题。关于成本问题，我们必然区分两种成本，一种是目前的村庄选举的成本，一种是大范围民主的成本。后一种成本的确很高，但是，如果民主是解决一个国家政治认同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为此而付出成本是可以接受的，更何况，通过精心的设计，民主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比如，英式民主的成本就比美式民主的成本低)。关于村庄选举的成本，我们很难说它很高。一个村庄的人数顶多不过三、四千人，三年一次的选举决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本。村委会的运作成本也是较低的，集体资产较少的村子只有三、五个干部，集体资产较多的村子干部较多，但他们负担着村庄管理和资产经营的双重任务，因此很难说人太多。温铁军和张鸣二人认为村庄民主的成本高，可能是因为许多地方对民主选举不积极，选举似乎成了多此一举。但是，铁军自己的观察已经为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集体)财产的多少，财产的存在形式，和人们对选举的参与程度是高度相关的。”(温铁军，第4页)在集体财产较少的村庄，人们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但这与选举的制度成本无关，而是与人们能从选举中获得的收益相关。对于这样的村庄，一个降低成本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如果村民认为谁当选无所谓，外人不必强迫他们去选举。美国大选时的参选率总是在50%左右徘徊，但没有人怀疑美国民主的真实性。那些不投票的人对选举结果不关心(或认为选举的收益低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他们不参加投票不会影响民主的运作(至于张鸣以共产党解放区的选举动员来反证民主成本之高，似有牵强之嫌。共产党在解放区搞选举，为的是显示她在政治和道义两方面优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而选举的政治动员显然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参选率的高低，而是是否赋予了民众选举的权利。给不给他们权利是原则问题，用不着这些权利是他们的私人选择问题。如果没有选举制度，那些发达村庄的民众岂不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村庄治理方式吗？

　　民主当然也有缺陷。在象印度这样多种族、多语言、且历史上不存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民主可能是保证她的和平存在的必然政治选择，但是，这样的国家的民主也导致了她在许多时候的不可治理性：由于利益的过分分散和制肘，她的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决策。同时，许多人的理性弃权也可能给利益集团操纵国家以可乘之机。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噎废食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民主的上述缺陷，我们可以做的是加强法治并建立新的国民的政治认同。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需专门的文章加以讨论。

　　最后，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村民选举。村民选举是一个试验，是一个学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示范。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以村庄为单位的孤岛式民主肯定会出现许多问题。研究者因此应该进行仔细的分析，认清哪些问题是民主自身产生的，哪些是由于外在的限制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我个人认为，村庄民主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村民自身，而是来自外在的政治结构。将目前村庄民主所遇到的问题归罪于民主之与传统的不协调，表面上看是试图揭示深层原因，实则是掩盖了主要矛盾。产生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几位论者对感性知觉的过分依赖。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民主的看法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对全球化的看法上。

　　铁军等根据对印度喀拉拉邦的考察引发了对全球化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以刘健芝的话最有代表性：“当中国的灯泡进入印度市场，带来的压力就是让印度劳工的工资降低。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劳工价格一致化，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同一化到最低、最受剥削的程度。”(温铁军等，第8页)我不知道刘健芝的“同一化”指的是谁的同一化。我所知道的是，当中国的灯泡出口到印度之后，中国生产灯泡的工人的境况改善了。难道是中国的工人剥削了印度的工人不成？印度的人地关系比中国还紧张，但工人的工资却比中国工人的工资高，而素质又比中国工人的低，这是印度的问题之所在。这是一个独特的国度。一方面，她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另一方面，她又长期实行着类似于社会主义计划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它导致了国内企业的高成本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低竞争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暗自窃喜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也能具有竞争力。要素价格的同一化是一个经济体系走向效率的表现。印度工人的高工资所反映的是她对劳动力以外的其它资源价值的低估，因此必然产生浪费。当然，市场产生非人性的东西，但解决的办法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积极的应对。

　　铁军认为，全球化只是资本单一要素的全球化，“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温铁军等，第9页)这一判断有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跨国流动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文化遗产问题，要解决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中俄边界开放，中国人大量涌入俄罗斯，以中国人的勤劳，定能在俄国扎根；但是，这样一来，俄国就不再是俄国了。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俄罗斯必然对此做出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大熔炉，大量低成本工人的涌入也会降低当地的生活水准，从而导致冲突。人口的跨国流动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嬗变甚至瓦解，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接受者的抵制。第二，尽管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土地流动不过是劳动力流动的表现)，但产品和资本的流动已经足以抵消它在经济方面的负作用。以一个农民为例。如果他可以在市场上出卖他的产品并自由地租入或租出土地(相当于资本)，则他是否能够出卖他的劳动力或雇佣他人对他的生产不会产生影响。比如，如果他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话，他租入土地以利用他的富余劳动力可以起到和出卖劳动力同样的结果；相反，如果他想雇人，则他可以租出土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情形是一样的。比如，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源的一个办法是输出劳务，另一个办法是进口资本，只要国际产品市场是开放的，两个办法的效果就是一样的。

　　那么，资本的进入会想铁军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将劳工的生存条件压低到“最低、最受剥削的程度，”并“同时也把所有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变成资本的收益”吗？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还是用农民的例子来做说明。假设一户农民原本有两个劳动力，四亩地，每亩地的净收益为每年400元，则每个劳动力每年的收入为800元。假设种地是这户农民的唯一收入来源。那么，要使这户农民放弃种地迁入城市，则他们每人在城市的收入至少应该也达到每年800元(考虑到搬迁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实际收入应该高于此数)。我们因此可以认为，这户农民每个劳动力的价格是每年800元。现在，假设天上掉馅饼，这户农民的土地突然增加了四亩。那么，他家每个劳动力每年的收入变成了1600元，即他们的价格上升了一倍。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资本，资本的增加提高、而不是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这是因为，资本(土地)是劳动力的互补生产要素，资本的增加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一个国家的情形要比我们这个农户的例子复杂得多，但实质是一样的。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只可能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而不会降低它。

　　那么，怎样解释深圳劳工工资十多年毫无实质性增长呢？这个板子决不能打在外资身上，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工的境地是不是因为外资的进入而变坏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内地农民向沿海地区源源不断的流动呢？(有谁会自愿去受苦呢？)这些农民留在原籍虽然闲散，但生活未必好，这是每个做农村研究的人都清楚的事实。他们到了沿海地区之后，境遇虽然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好，但总比他们在家闲着好。我这里没有提倡对劳工在沿海地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视而不见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认为国家需要做许多事情(参见拙作《社会排斥和经济歧视》，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其中之一正是村庄民主，不仅仅是对本地人的民主，而且也是对外来人口的民主。

　　至于外来资本的进入是否会压低自然资源价格并变成资本的收益的问题，我们要做具体分析。从资源的开发增加全球资源供给，从而压低世界价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给上述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以下三点。第一，资源的国际价格的降低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包括资本的输出国。第二，资源的开采增加就业；同时，如果外资不进入，本国可能无力开采。第三，说到底，对资源的开采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控制的事情。也许，一个发展中国家更看重眼前利益，因此急于开采自然资源。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无法怪罪外资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本国和外来资本共同受益，不存在外资独占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发展中国家的眼界问题。

　　铁军等人还担心资本流动会导致法西斯化。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总是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外资问题挑起民族和种族问题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不大，至少不会比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可能性大。前面说过，外资进入有利于本地工人，因此，法西斯化缺乏群众基础。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由于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而不得不将包括西尔斯大厦这样的房地产卖给日本人，一些人因此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予以干预。然而，这种呼声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原因是，日资的进入非但没有伤害美国，而且还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至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外资最多的国家，我们却没有观察到它的法西斯化。相反，在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的德国，特别是经济萧条的东德地区，法西斯势力发展得非常迅速。原因在于，外国移民压低了当地的工资，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当然，德国法西斯的遗毒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尽管人们还可以就上述判断进行争论，但是，资本不会比移民更容易导致法西斯主义是可以肯定的。

　　黄平关于全球化正在对民族国家产生冲击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冲击的后果是好是坏还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而且也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这是一个全球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以一个弱者的面目出现，以消极的反全球化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地加入世界性的讨论，成为各种规则的制定者。其次，民族国家的松动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造成一定的紧张，但却可能成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一种重要力量。比如，黄平提到跨国公司正在造就一批没有国界的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民族国家松动的表现，但是，这批人的存在也造成了利益的跨国界分布，从而降低了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铁军和张鸣等人对乡村精英政治的向往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古代乡村浪漫而模糊的认识。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在前不久提出建立儒家人文保护区的设想，提议在曲阜、西安等地建立儒家文化的示范区，并视其成就推而广之。这位教授糊涂得可爱。铁军等人的精英政治主张没有达到教授的水平，但也是一个脱离中国现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幻想。他们对全球化的看法更是意气多于分析。关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实证的分析和计算，我们的讨论应该是基于这些分析和计算的结果来展开。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被意气遮蔽了理性的眼睛，民众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而不是意气的发泄。

　　200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