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调和的张力

　　读金雁和秦晖新著《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姚洋

　　金雁和秦晖可谓学术界的黄金夫妻搭档，手头的这本《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则是他们珠联璧合的作品。金雁专于苏东研究，秦晖则专于理论阐述，两位的专长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不能不好看。尽管这是一本关于苏东经济转轨的论文集，但所收文章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即转轨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两位作者研究苏东问题当然不是为了自娱，或仅仅为苏东研究这个领域增添几篇论文；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一样，他们要以他人之镜来鉴中国之现实。所以，本书不仅收录了他们研究苏东转轨的论文，而且也有两、三篇一般性的论文。这几篇排在最后的论文恰恰表达了作者在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因此，我建议不熟悉金雁和秦晖学术思想的读者，先读后面的几篇文章，特别是《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一文。

　　显然，金雁和秦晖不是反对苏东的私有化的，他们所关心的是私有化过程中的公正问题。苏东各国所采用的私有化形式因国而异。俄罗斯是证券私有化加内部人控制，捷克则是完全的证券私有化，匈牙利将国有资产大规模地卖给外国资本，波兰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而采用了缓进的策略。证券私有化当然是最公平的分法，但是，它在俄罗斯和捷克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在俄国，私有化证券是免费的，因此被许多人拿去换酒喝；同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得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捷克则不同，私有化证券是有价的，人们因此比较珍惜，认真地选择投资机会，捷克因此出现大量的投资基金。由于物价比较稳定，捷克私有化证券的收益率较高。捷克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捷克80%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之后完全由个人直接或间接地掌握，而俄国则是倒过来，80%的资产被国家或内部人所掌握。因此，俄国的私有化并没有造就人民资本主义，而是将国有资产在企业内部、特别是在经理层中间瓜分了。而捷克则真正建立起了“在起点公平”基础上的人民资本主义，在转轨之初受到国际上各方的一致性称赞。

　　匈牙利的情形则又有不同之处。很长时间之内，匈牙利采取了渐进改革的道路，但越改问题越多。奇怪的是，九十年代初上台的右翼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激进改革的步骤，相反却一味强调社会福利，使匈牙利的经济陷入重重困境。相反，九十年代中期左翼社会党执政之后，迅速地进行了“休克补课”，不仅实行了从严的财政政策，而且在私有化方面跨出了苏东各国中最大的一步，在1995-96年夏的一年半时间内卖出了679家企业，比右派政府前五年所出卖的总数还多，而且绝大多数卖给了外资。至1998年左派政府下台时，匈牙利的私有化已基本完成。

　　金雁和秦晖认为，俄罗斯的内部人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和匈牙利的卖光私有化是公正的。在他们看来，公正的标准不在于“分”或“卖”，而在于分得是否合理、卖得是否透明。俄罗斯的“分”充满了内部交易和暗箱操作，因此是不公正的；而捷克的“分”和匈牙利的“卖”却都是透明和合理的，因此是公正的。

　　就金雁和秦晖二位所关注的公正问题而言，我是赞同他们的判断的。然而，私有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也不是为了起点公平。就当时的情形而言，私有化首先是一个政治选择，是苏东国家政治转型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安德鲁·施莱佛教授作为丘拜斯的顾问参与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在和他人合著的《私有化俄罗斯》一书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私有化初期的情形。根据他的描述，叶利钦在执政之初原不打算迅速地实施私有化。但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治基础，防止极左派的回潮，私有化才成为他的选择。

　　私有化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事实上，在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也应该是私有化的唯一目标。当然，私有化的实施者未必将效率放在首位，但其结果却是提高效率。比如匈牙利左派政府在休克补课中大刀阔斧实施私有化，与其说它关注效率，毋宁说它想借此解决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中国九十年代中小企业的转制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转制不是地方政府有意识提高效率的结果，而是它们在企业亏损的财政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从广义的效率的角度来讲，社会的净债务减少了，当然是效率提高的表现之一。

　　既然效率是私有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就不能不关注私有化的事后绩效，而不是仅仅看分和卖的公平程度。起点公平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为了追求起点的公平而牺牲了长期效率，这是否值得呢？一个社会公正与否，起点公平不是唯一的指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指标，因为真正的起点平等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等千差万别，我们如何能够定义一个平等的起点？私有化是否可以算作一个新的起点呢？正如集体化不能割断农民的根一样，私有化也不能把所有的人拉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正如金雁和秦晖所指出的，俄国的金融寡头们都是在巨变发生之前发迹的；那么，私有化也没有把他们拉回和普通人一样的起点上。私有化只是社会和经济诸多变化过程中的一环，为什么起点平等在这里就特别重要呢？

　　金雁和秦晖二位的观点似乎是，只要起点公平了，再加上过程公正，社会公正就达到了。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这个观点，但从他们对诺齐克的观点的认同来看，显然他们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金雁和秦晖思想中的一种张力。从他们强调社会公正这一点来看，他们不可能被古典自由主义者或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认同，因为对于后者来说，社会公正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但是，他们又将社会公正定义为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又非常接近古典自由主义者，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公正恰恰只意味着正义—按亚当·斯密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按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法治或过程公正。我私下以为，金雁和秦晖思想中的这种张力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对普通人的遭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心，因此他们要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而另一方面，对强权的戒备又使他们希望将国家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也许是和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无数次理想的破灭使他们对国家失去了信心。但是，作为一个后来人，我情愿相信我们可以为国家界定一个比“守夜人”更强大一些的角色。金雁和秦晖肯定是相信市场经济的。但是，即使是一个起点平等、法治良好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不公也会大量存在。我相信，如果二位先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肯定依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奔走呼吁，但此时他们肯定不再是为了起点平等和过程公正，而是为了结果的公正。事实上，结果公正和起点公正这两者之间本就没有截然的界线：对于父亲的结果公正就是对于儿子的起点公正。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我们实在是很难区分结果和起点。

　　这样说来，在讨论私有化问题的时候，效率和公平就要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加以讨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整张饼的做大，而这又反过来(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或经济本身的前后联系)使多数人受益。由此一来，效率导致公平。因此，私有化过程中的公平和私有化的事后绩效之间是可以权衡利弊而互有取舍的。比如说，原国有企业经理层中的少数人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而多数职工变成了受雇佣的工人，这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是，企业私有化之后工人的收入和福利非但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和以往国营企业中大家都开不出工资来，这岂不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吗？本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公民财产也不是靠个人劳动所挣得的，因此，私有制下的失去也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失去。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褒奖效率而贬低公正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公正理论必须界定各种权利之间的取舍关系。平等地获得一份财产是一方面的考虑，而将来拥有更多的可分配资源也是一方面的考虑；两者均不涉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问题，因此应该平等地加以取舍。将起点、过程和结果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只会使争论在旧有的语境中循环。记得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报》上就开展过一次关于公平的讨论，其核心问题便是：我们应该追求结果平等还是起点平等？在结束这场讨论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其结论是，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自此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成为中国的国策。在这种语境下，公平被放在了和效率相对立的位置上，似乎是，只要公平多了，效率肯定就要降低。要想使关于公正的讨论深入一步，我们就必须摆脱将起点、过程和结果割裂开来的限制，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探讨适合中国的公正理论。

　　读金雁和秦晖的书是一种体验过程，在他们的学术研究背后，我体验到了他们的人文关怀。没有人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左右；那些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完全出于中立态度的人，如果不是在说谎，就是自欺其人。在最低程度上，一个学者在选择他的研究题目和方法时也会在潜意识里受他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否则他要么是一个不一致的人，要么是生活在被割裂的痛苦之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以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扭曲事实。金雁和秦晖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公正》一书中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