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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擎
这两天，武汉被暴雨给浇了个透，看着那些光着脚，提着鞋子伫立水中的市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想到前几天北京大雨造成300个航班延误、40个航班取消的被动局面，上海大雨造成7人死亡的惨剧，对下雨又增添了些许反感，我曾经有过对所谓的政府官员骂娘的冲动，但一看到值勤民警疏通交通，城管部门、环卫部门派人抢修路基等情况，心里
竟丧失掉了权衡的标准，哑然。
今天看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专家陆建华在媒体上发表的《谁该为京沪大雨被问责？》一文，表现出了一种为民做主的“言官?的形象，陆说，北京正在准备2008年奥运会，上海也正在积极筹备世博会，这两个城市都是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建设目标，但在这场大雨中的表现，却与人们的预期相差太远，与世界的预期更是反差太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出特殊的“双城记?，有点悲哀，有点讽刺。进而把矛头转向了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城市防灾系统人员、行政主管责任人、政务监察系统的负责人、处理危机的系统等，认为这些部门或人应该站出来给公众一个说法，甚至有必要因问责而承责。
我觉得陆建华同志说的还不够深入，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至少应该有人出来说这是我的责任，我请求辞职，如果不是这样，也应该有部门站出来说我们会处理好此事的，请不要追究我们的责任。其实，陆博士所谓的问责也就是责任主体最后一定要放弃掉自己的权力，或立马将此事解决好，否则你就得被我骂，这也是今年以来，中石油、密云县、吉林市、疾控中心等问责风暴的模本意义，而且中国的问责也只能是这样，响雷也劈不死人，问了责照样好好活，如此而言，陆博士关于京沪大雨问责一说恐怕也未必能站得住脚。
大雨算是自然灾害吧，我不反对对这样的灾害应该有政府部门的预警机制，我也同意陆博士开文就说的“可以用某种方式减少损失?，但损失减少到什么程度依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死人吗？谁都不想，对企业生产造成影响，算不算呢？对行人交通造成不便，算不算呢？对贫困家庭住房造成威胁算不算呢？将7名民工同胞的遇难看做是应该问责的由头，显得鲁莽，并且草率，而且还很虚伪。试问，有谁真正关注过民工朋友的生存状况，在路面施工，就在路边搭一个小棚，在单位施工，就砌一堵砖房，施工完了，就拆棚走人，正因为其简易性，所以平时有谁觉得民工住这样的房子是危险的？陆博士未必，我也未必，作为社会底层劳动群体，他们的危险生存状况已经被社会群体合理化了，现在大雨把人带走了，用同情式的愤怒倡导问责其实是一种无力的嘶吼，是一种漠视背后的夸张，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不管是京沪，还是从上月底受大雨袭击的成都、哈尔滨、南京、广州等地，最普遍的问题是渍水，交通不便，首当其冲的是城市的应急处理系统。政府部门在其中不是没有责任，而是说这种责任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到不到问责这一步。我们都知道城市应急处理系统是一个综合协调的举措，不存在哪一个部门单独行动的问题，公安、消防、急救、交警、公共事业、城建、武警、军队等部门联动，统一指挥调度车辆、物资、人员等相关资源，这才叫一个系统。雨灾不是像SARS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也不是像阜阳劣质奶粉这样的监管问题，自然灾害的预警也伴随着人民的不重视性，有相当一部分惨剧是因为长期漠视安全的民众，特别是一些不存在危险意识的劳动群体。近一段时间以来，问责所体现出来的特色是只要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行政首脑就要下台，有人说这样的问责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补救措施，何况在一个本身没有预警系统经验，起步晚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域里，玩问责这一招，并不太适应。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宏观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当城市基础设施遭遇自然灾害的考验时，我们需要不断刺激城市的应急处理系统，刺激官员神经，问责一个部门，一个官员是没用的，问责一批，最后采取的方式难免遭人质疑，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是各部门成立专家讨论小组，人大代表向各级人大提议案，将城市自然灾害应急处理系统纳入到城市宏观发展中去。最后说一句，问责这种舶来品，虽然目前在我国备受青睐，但在自然灾害系统里还不宜采用，因为重大责任人不是一个明确的主体，而是一个系统，不管三七二十一，问责大头最后只会产生很多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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