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变迁透视中国富豪的罪与罚

　　中国的富豪近年来似乎进入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多事之秋，从刘晓庆到杨斌，从牟其中到仰融、周正毅，其影响之大，令海内外震动，以至于《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在有的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些富豪的“追魂榜”。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福布斯杂志在2003年评选出的世界级富豪后，被视为是这些富豪的荣誉，认为正是这些富豪左右着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评选的第一名是美国微软公 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连续六年蝉联世界首富的盖茨，资产总额达407亿美元。第二名则是著名投资家华伦·巴菲特，他的资产为305亿美元。

　　如果说一个或者两个富豪出现问题还可能是个人问题、偶然问题，但是，如果大范围的富豪出现问题，我们只能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环境变迁的问题。

　　一 经济转轨与富豪原罪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摸着势头过河特色的过程，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中，以至于刚刚召开的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目标，还是着手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实际上暗示着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的各种缺陷。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转轨就意味着存在经济租金。据有关专家计算，我国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大概是20%到40%。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这些财富往往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而言具有破坏性的财富。

　　这些迅速积累的财富，究竟呈现何种分布状况？不久前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了其中的一些特色，2001年，在已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占了60%，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存款的80%，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目前中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就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如果在传统的社会监督体系之内、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富豪们不可能取得快速的财富积累；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财富的积累无疑就带有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的破坏性、异己性、以及相对于传统财富积累而言的不透明性。如果说有原罪的话，这可能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富豪的原罪，这是整个体制转轨造成的原罪。其实，如果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立场看，一直据守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难道就没有原罪？如果片面地不考虑他们所处的制度变迁和转轨的环境，那么，他们将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度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经营得千疮百孔，这算不算一种原罪呢？

　　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因为市场规则不完善，一些企业家只好通过犯规的办法生存和发展，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导致财富与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个分配过程难免会出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这是与整个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

　　目前，浙江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但是，早期金华一带的民营经济起步，就是带有违规色彩的鸡毛换糖之类的经营着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走街串户的、仅仅依靠土地无法养活自己的农民，在积累了一点有限的财富之后，可能就成为当时的问题富豪了。但是，没有这些早期的所谓问题富豪，经济体制的转轨能够走到今天吗？

　　因此，可能确实有一部分富豪的财富来源是不合法的，肮脏的，但是，如果把所有富豪的财富积累过程放到中国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考察，会发现其中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二 行政权力寻租与富豪落马

　　考察中国富豪形成的行业特征，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大，富豪积累财富的速度越快，但是出现问题的概率也越高。考察富豪落马，不能不考虑政府的管制和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介入。

　　最为典型的当然是房地产行业。据福布斯的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竞有40%以上涉足地产业。而多位落马的富豪，也往往是在房地产行业出现危机的。仅仅以周正毅案件为例，据报道，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规划开发面积63万平方米。周不仅能在该项目中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还获得一系列的支出优惠，节省资金成本一举超过数亿元。如果所有的房地产开发环节都能够作到阳光操作，透明行政，一方面可能周正毅积累财富的速度不会如此之快，另一方面他也不会有今日之落马。

　　富豪落马之后，往往直接受到牵连的就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而金融业一直是中国管制相当严格的行业。许多富豪在引人注目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往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特别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成为这些富豪拓展财富过程中所必须借助的。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管制的、缺乏严格内部制约的银行业，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成为金融风险积累的温床。看一看目前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看一看每一个落马的、潜逃的富豪带给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就可以理解金融管制和政府权力介入金融运行带来的恶果。

　　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样是造就富豪的重要领域，这实际上暴露了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制造业中的富豪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对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制造业独立性比较强，依赖政府的程度比较低，政府介入的程度和管制的程度较少，给私营企业留出了合法、合规经营的空间和可能性。

　　因此，即使将目前的所有富豪彻查几次，只要政府管制还广泛存在，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只要行政权力还可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寻租，那么，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支付这些租金，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防范问题富豪继续出现的关键，可能还不在打击和清理上榜的富豪，而是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三 个别性的特殊规则与一般性的公平规则

　　从整个制度演进的角度看，富豪本身对于目前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显然也是负有缺陷的。在转轨的条件下，许多私营企业家往往不是倾向于积极争取整个游戏规则的公开、公平、公正，不是争取建立一般性的公平规则，常常是相信个别建立的特殊规则、特殊关系，相信所谓“潜规则”。这样，个别富豪在个实例上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特权的享受者，是所谓潜规则的收益者，但是，从总体上说，当一般性的规则不能清晰地建立时，当游戏规则普遍地比较含糊、不太明朗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从历史阶段看，出现问题的富豪，其财富积累往往是在经济剧烈转轨的时期，特别是改革起步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阶段，因而其财富积累带有不同程度的转轨色彩，有的就成为所谓问题富豪。这一度让人对中国的富豪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形成了社会信任的危机。但是，许多新的富豪的阳光式崛起，为中国的富豪发展历程增添了亮色，如门户网站中的“搜狐”、“网易”，他们完全遵循现代的市场运行规则、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游戏规则，充分利用现代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他们的财富很“阳光”透明，可以经受广大投资者、以及各种新闻传媒、监管者的质疑。这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明，随着市场规则的逐步完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完全可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游戏规则，阳光地积累死寂的财富。

　　在富豪落马比较集中的一段时期，一些财经媒体的负责人一度有这样的抱怨，因为他想在中国找一个富人做杂志的封面人物都不容易，因为他担心这些登上封面的富豪，可能在这一期上了封面，下一期可能就出问题了。实际上，在促进富豪与公众的沟通理解方面，在寻求富豪落马的体制性原因方面，在改进中国的企业家生存的环境方面，特别是在促进适宜财富积累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形成方面，财经媒体完全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