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资国有银行：“活血化瘀”还是“败血于内”？

　　政府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消息日前高调出台，其中两家试点银行将先行获得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中国公共财政对于国有银行的第三次“输血行动”宣告开始。

　　无论如何解释，再度的纾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前两次“输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当时已经有央行官员为了防范国有银行继续冀 望于新的剥离产生的道德风险，反复强调那是“最后的晚餐”。

　　这一次新的注资表明，那一次开始的晚餐并没有结束。

　　时至今日，即使不考虑准备金提取的不足等因素，能够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的国有银行似乎也只是一两家。根据央行的统计，到今年6月末，不良贷款额达到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

　　前两次“输血”是基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的举措。当时高层表示，这是希望通过注资稳定局势，然后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

　　比起1998年时，毋庸讳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但许多根本而又紧迫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究竟是否在银行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再继续大规模制造不良资产的机制？银行的“官本位”使得银行管理体制党政企不分、激励机制扭曲的状况是否改变？银行产权管理关系不清不顺的条件下，能否避免银行承担“第二财政”的角色？

　　在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缺乏彻底改革的前提下，当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再一次救助，人们更多地将其解读为给国有银行上市铺路，解读为前两次的注资并不充分，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为了上市，四大银行之间的竞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上半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同时新增贷款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50%，扩大分母、稀释不良贷款的意图清晰可辨。银行甚至通过票据贴现空转对倒来做大总量，就是一个证明。今年上半年，四大银行新增贴现余额已经占到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额的85%。

　　但是，上市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银行目前在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国有企业上市圈完钱后依然亏损累累的大有人在。纵观海外市场，一些缺乏良好的内部治理的商业银行，即使上市了，但是在一时的风雨来临时，也如同摧枯拉朽般倒闭而已。

　　如果说，上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可以说是给银行几十年的遗留问题还债，但是目前的巨额不良资产再要继续归结于体制原因，一味要政府买单，那么，这种买单究竟应当持续到何时？究竟公众需要为低效率的银行体系支付多少成本？恐怕还需要一个全面的评估，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和含糊其辞。

　　从银行的发展看，政府的“输血”只能是个药引子，要想“活血化瘀”，必须靠银行的自身机能去“自救”，这才更加要紧。

　　一是转变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银行内部党政企分开，使银行具备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土壤。官本位制度容易导致领导干部行为的扭曲，即所谓“只要委员，不要美元”现象的流行。并且容易导致政府在“单一雇主制”的幻象下，对甚至并不拥有产权的金融机构，也派出行政干部来实施行政控制和经营干预。

　　二是吸收外部注资，这种外部注资既可以来源于民间也可来源于外资。既然公共资金不能为银行业改革提供维系生存的注资，那么就应该给国有银行自我拯救放出生路。国有银行发债可以较为巧妙地回避一般工业企业的难题，毕竟国有银行发债的信用水准较之工业企业比可比拟并且现在处于人民币利率的空前低位。因此，赶在利率市场化之前，为国有银行发行次级债券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中国的空前低利率和债券市场的举步维艰，使得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不仅融资成本低，并且可以激活债券市场。　

　　三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切断银行内部不断形成不良资产的机制。

　　因此，政府的注资，应当定位在“花钱买机制”，花的实际上是公众的钱，就应当为公众买出一个能够高效率地运用公众的储蓄的银行体系，而不是一个继续不断糟蹋公众储蓄的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如若银行自身不警醒与自救，不及时在内部形成有效的造血机能，汩汩流入的新鲜血液可能再一次成为其中的“败血”。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华中炜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